【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崔兴毅

　　“我是幸运的，我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学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培养的学生。回想起来，我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

——栾恩杰

　　2020年12月，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区的前方指挥所，一位80岁的老人不顾零下30℃的低温，在现场等候“嫦娥”回家。凌晨，当嫦娥五号返回器顺利着陆后，他的眼眶里满是泪水——

　　“向党中央承诺的‘三步走’，终于从设想变成了现实！”

　　他，是我国月球与深空探测工程的开创者之一、我国首次探月工程总指挥栾恩杰院士。

栾恩杰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大学学习电机专业的栾恩杰，理想是做一个修理缝纫机、手表的工程师。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栾恩杰递交了入党志愿书，其中一句写道：“党的决定就是我的一切。”

　　“那时候赶上三线建设，毕业时要把我分到内蒙古去研究固体燃料发动机，问我去不去。虽然要离开北京去条件艰苦的地区，但我毫不犹豫地说去，党让我去哪儿就去哪儿。”

　　铮铮誓言，让他与航天结下不解之缘。

　　“那时候不是等所有条件都具备了再开始工程的实施，而是有条件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栾恩杰曾参与潜艇发射固体火箭研制和试验全过程。在做某项模拟试验时，作为工程中一个系统负责人的栾恩杰，与战友们一道找木工做了一个“试验台”，然后把车床的转动部分卸下来，用它作为台子的回转部件来模拟潜艇的方位摇摆。

　　“大家都有这样一个信念，不管条件多差，也要完成党中央交给的这项重大工程任务。”在栾恩杰看来，“中国人只有拿出自己的装备，那才是真正的脊梁。”

　　当人们对航天的认识还停留在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时，时任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提出“大航天”概念，将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和空间科学，纳入国家航天发展规划体系，倡导并组织完成了我国首部航天白皮书《中国的航天》，在国际上被誉为“首次揭开了中国航天的神秘面纱”。月球探测工程，便是我国实现深空探测零突破的起点。作为我国首次月球探测工程总指挥，栾恩杰领导了这项工程从立项论证到组织实施的全过程。

　　回想起“嫦娥”奔月的那十几天，栾恩杰依然思绪难平。

　　“这就是在赶考”。嫦娥一号上天前，栾恩杰带领团队搞了近30次各类大型试验，确保工程万无一失。最终，绕月探测工程取得圆满成功，事先准备的84项故障模式预案一个也没用上。

　　“我已经不知道去过多少次试验场了，每次去几乎没有不落泪的。成功了，高兴得落泪；失败了，痛苦得落泪。搞航天的人总是透着一种紧张劲儿。”栾恩杰欣慰地说，“好在我们拿了个好分数，这项工程没给国家丢脸。”

　　如今，嫦娥五号带回的月壤已在国内多地展出。在栾恩杰办公室里，有一个月球仪，它是基于嫦娥一号的数据制作的。“我们教材里关于月球的介绍，也用上了中国探月的数据，还配上了我们自己拍摄的月表图。这是一件多么令人自豪的事情！”

　　有人说，栾恩杰的成绩，随便拎出来一件，都值得炫耀一辈子。的确，几十年里，他亲历了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全过程——先后参与我国第一代潜地导弹、第一代陆基机动导弹、第一代远程导弹、首次载人航天、首次月球探测等重大工程……2014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国际永久编号为102536号的小行星，太空里有了“栾恩杰星”。

　　现在，中国航天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栾恩杰还是充满紧迫感：“在国际航天的竞争中，谁也没有停下来等中国人。如果这一点我们认识不到，还怎么搞航天强国！”作为国防科技工业科技委名誉主任，81岁的栾恩杰依旧不懈工作，带着一群中国航天人，坚守初心和使命，继续向星辰大海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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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30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张云

　　“从年轻时到现在，建设一个伟大强盛的祖国是我一生的夙愿。只要祖国需要，我随时准备出发。”

　　——陈厚群

　　头戴安全帽，身着冲锋衣，2011年，一位身形高瘦的八旬老人一头扎进南水北调工程的现场。

　　一丝不苟地倾听作业人员的汇报，精益求精地进行质量检查和技术指导，此后数年间，作为南水北调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的陈厚群，就这样50多次带领专家团队跑遍工程的一个个现场，保障一泓清水向北流。

陈厚群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谈到南水北调工程，陈厚群颇为自豪，“数十万建设者矢志奋斗，攻克一个个世界级难题，书写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生动实践。东线、中线一期主体工程通水以来，累计调水400多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达1.2亿，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成长于动荡的旧社会，建设一个伟大强盛的祖国是他毕生的夙愿。1950年，陈厚群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2年后公派留学至莫斯科动力学院。在此期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留苏学生中第一批党员。

　　1958年，以全优成绩毕业的陈厚群婉谢导师挽留，返回祖国。他说：“当时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应该赶快奔向祖国的建设，不能辜负国家和人民的培养。”回国后，他立刻投身于“一五”建设的热潮中，并主动申请到桓仁水电站锻炼。

　　从此，陈厚群的人生与祖国的江河湖海紧紧相连。

　　1959年，广东省新丰江水库蓄水后，频繁发生地震。这是国内首次遇到水库地震问题。陈厚群临危受命，负责筹建水工抗震研究团队。然而，摆在他面前的是全新的交叉边缘学科问题，几乎没有任何基础的他感到很困难，也很焦虑。

　　国家需要，唯有迎难而上。边干边学，陈厚群针对新丰江水库地震开展的相关研究开启了我国系统研究大坝抗震安全的先河。

　　60年间，他担纲制定出我国首部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和国家标准，创建国内外唯一集理论、分析和设计为一体的高坝抗震学科和人才培养体系，在水工结构抗震理论、分析方法和工程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领先成果，并广泛应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水库大坝抗震安全设计中。

　　回顾这段往事，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开始也不知道怎么打仗，但是从战斗中学习战斗，最后取得了胜利！”

　　“地震就是命令”，陈厚群总是保持着一名抗震老兵的本色。1976年，唐山大地震，他立即主动请缨直奔陡河水库震害现场，连夜起草报告上报国务院；2008年汶川大地震，作为抗震救灾专家委员会成员，他在深入调研分析基础上，科学阐明了汶川地震与紫坪铺蓄水、三峡蓄水无关。

　　80岁时，他再次出任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带领专家组数十次深入工程现场，提出数百条建议，保障三峡工程安全高效建设与运行。其中仅三峡升船机的抗震设计等级一项建议，就为国家节省了十几亿元。

　　“新中国成立前，全国的装机容量总共才58万千瓦。现在我们三峡一个机组就70万千瓦了！”站在高坝的坝墩上，陈厚群无限感叹，“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高坝建设大国了！”

　　2020年，陈厚群荣获“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当被问到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时，他说了四个字——追梦人生。

　　为实现建设一个伟大强盛的祖国，耄耋之年的他仍在追索。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24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陈慧娟

　　党的教育要我实事求是做人、做事、做科研。

　　——魏复盛

　　魏复盛今年83岁了，每天仍然保持着走五六千步的运动量。

　　作为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总顾问，他每周去站里工作，日常参与线上的学术会议，最规律的就是每日散步。

　　他喜欢这项心平气和的运动。也正是这样，他抱定初心、不疾不徐地走过了跌宕起伏的大时代。

　　出生于战乱，少时家贫，魏复盛靠着矢志读书报国的信念打动了私塾先生，才有了免费的书读。

魏复盛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参加高考时突发高烧，与核物理系失之交臂，他又因化学成绩出色，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稀有元素化学专业录取。1961年，尚在读书的魏复盛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到铜陵冶炼厂的一次调研中，魏复盛第一次关注到工人的健康问题。“工人们在这里工作后，血小板会降低，身上会出红血点。”虽然当时还搞不清楚具体原因，但环境污染开始令他警觉。

　　1971年，北京官厅水库污染事件引起各方重视，并由此引发了全国性污染调查。彼时，魏复盛在中科院化学研究所进修，密切关注着调查工作，同时也了解到了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日本水俣病、日本富山骨痛病等环境公害事件。他深刻感受到，生态环境保护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方向，“今后一定要做环保”。

　　此后的两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我国第一次全国环保会议相继召开，全人类对于环境问题越来越重视。

　　而魏复盛真正开始专职从事环保工作，已是20世纪80年代。在经济快速增长时，魏复盛冷静坚定地观察着背后可能产生的问题。

　　他是我国最早一批研究PM2.5对儿童肺功能影响的人。他重视环境领域天然的全球性，1992年，在研究经费紧张的条件下，他受命与国外机构合作，两年间对四城八校空气颗粒物PM2.5、PM10等进行监测，最终证实了细颗粒物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开展PM2.5治理的发展中大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但曾经，环保工作的推进无异于一场“马拉松”。魏复盛说，事情不怕慢。于是一次次提交课题报告，哪怕一次次被说“太超前了”；不论地方政府有顾虑，还是缺少经费支持，他总是迎着困难，一点点去“磨”，最终没有一个课题因为外部支持不足而搁浅。

　　20多年后，当我国急需制定PM2.5标准范围时，仍然参考着魏复盛当年一个个“小项目”的监测成果。全国工业污染源调查、粮食有机农药残留调查、土壤环境背景值……多年来，他和他的研究成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更重要的是，他引领构建并推进了水质、空气、固废、土壤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而实用的监测方法体系与技术规范，对国家重要的环境决策提供了科学支撑。

　　从“小魏”到“老魏”，又成了“魏老”。1997年，魏复盛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此后被授予了“环境监测终身成就奖”等众多奖项。他的名字越来越多地与“第一次”“填补空白”等联系在一起，但对于自己尚未出版的回忆录，魏复盛却取了一个朴实无华的名字——《实干环保》。他觉得，“这些平凡的实事”是几十年坚持，和大家团结在一起，踏实干出来的。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19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金振娅

王俊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用自己的技术，回报国家和人民！

——王俊

　　在王俊眼中，一台手术就相当于一场战斗，拿起手术刀就意味着战斗打响了，每一步都得想好了，应该怎么走。

　　“王大夫”是王俊最喜欢的称谓。身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暨胸部微创中心主任，他坚持每周出门诊两次，每天完成2台甚至4、5台手术。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他，尽管科研任务与日俱增，但一线临床他始终放不下。“能看到病人高高兴兴地出院，就是他最大的享受。”他的学生这样说。

　　胸腔镜被公认为是半个世纪以来普胸外科领域最大的技术革命。在这项技术的应用上，我国始终保持世界第一方阵的水平，这得益于王俊持之以恒的付出。

　　作为改革开放后人才缺乏时期的新一代医生，王俊逐渐发现了胸外科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首先就是患者“开胸”的痛苦：切口大，创伤大，并发症高。

　　20世纪90年代初，胸腔镜手术在欧美刚刚出现，当时还很年轻的王俊，敏锐地捕捉到国际外科医学发展的趋势。1991年，美国完成了首例胸腔镜手术；次年，王俊就成为中国大陆实施胸腔镜手术的第一人。

　　与其他学科相比，医学领域的新鲜事物总难以被世人接受：患者不信任，同行不认可，那时，愿意选择做胸腔镜手术的人少之又少。

　　困难重重。但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又一个患者康复后的口口相传，一两年后，社会对胸腔镜手术的认可度越来越高，终于走出不被接受的困境。

　　正是对胸腔镜手术的特殊贡献，1997年，年仅34岁的王俊获得美国胸心外科学会最高青年奖。这个奖项每年全世界仅授予1人，王俊成为胸外科领域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彼时，一面是美国多家医院的优厚待遇，一面是祖国改革开放对人才和技术的迫切需求，王俊毫不犹豫选择了回国。飞机落地的那一刻，王俊说他找回了回家的感觉，也找到了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用自己的技术，回报国家和人民。

　　时光飞逝。如今，活跃在临床一线的胸腔镜专家，80%以上经由王俊团队培训，他引领着中国胸外科实现了从传统开胸到现代微创的历史变革。

　　“三十年俯首耕耘，引学界瞩目。中国胸外科微创技术遥遥领先，你，却像泥土一样厚重平凡。”2019年，九三学社为王俊颁发“九三楷模”奖章，颁奖词是对他最贴切的评价。

　　功成名就，但王俊对医学的探索未曾止步。一些肺癌病人的肺门大血管旁，常被一些异常增生肿大的良性淋巴结包绕，手术难度远高于肺门解剖清晰的患者。为此，王俊潜心探索10多年，最终找到解决方案，被国际胸外科界赞为“王氏技术”。

　　“救死扶伤是我的本分，我永远不会停止追求！”回望来路，王俊无限感慨，只有把自己投入到党领导的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伟大实践中，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才会源源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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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10月05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袁于飞

　　“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创造出来的一切都能为人民服务。”

——吴明珠

吴明珠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瓜……瓜该授粉了”。

　　一位91岁的老太太，出门前突然嘟囔道。因患阿尔兹海默症，老人已经认不出人了，但有关瓜的记忆依然还在。

　　这位老人，就是开创了新疆甜瓜、西瓜育种事业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吴明珠。

　　最近，“中国人能吃上这么甜的瓜离不开这位奶奶”的话题登上热搜榜第一，全网阅读量超7.3亿次。网民留言向她致敬：今天中国的瓜果这么甜，是因为当年有人帮我们吃了苦！吴明珠用一生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入党初心。

　　时间回到1953年的五一劳动节，在重庆西南农学院的学校大礼堂，一位圆脸、大眼睛的武汉姑娘举起右拳，面向全校师生宣誓，因为大学期间各方面表现出色，吴明珠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西南农学院第一批入党的学生党员。她在《我的追求》一书中写道，这一天让她终生难忘。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大学生，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吴明珠剪掉长发，和男生一起跳进试验田里播种、施肥。她在日记里写下：“人生最美好的事情就是，你创造出来的一切都能为人民服务。”

　　吴明珠的同学里，还有后来成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而她被称为“中国甜瓜女王”。从25岁开始，她就扎根新疆吐鲁番，寻找和培育中国的甜瓜。

　　吐鲁番有“火洲”之称，夏季气温超40摄氏度是常有的事。她在那里习惯了吃馕，学会了一口流利的维吾尔语。带着水和馕，顶着风沙烈日，吴明珠走遍了当地300多个生产队，为新疆瓜建立了第一份资源档案。

　　听说底坎儿乡有一种品质很好的瓜，吴明珠和同事穿过戈壁去寻找。到了晚上，怕碰到狼，不敢再走，他们就借烧窑人的毡毯，睡在废弃的窑洞边。

　　1962年年底，吴明珠和同事一起，把吐鲁番当地所有的甜瓜品种都收集全了，从中系统选育出红心脆、香梨黄、小青皮等品种，帮当地瓜农技术种瓜。

　　但当地农民习惯了民间栽培方法，对吴明珠口中的现代科技种瓜并不看好。吴明珠就在当地种瓜能手摩沙老爹的地对面开出了3亩荒地种甜瓜，两人打起擂台。

　　秋季到来，吴明珠种的瓜又大又甜，瓜田被前来看瓜的老乡踩出一条小径。从此，科学技术在新疆的瓜田里落地开花结果。她培育的甜瓜有早、中、晚熟系列品种，种植面积曾覆盖新疆主要商品瓜产区的80%，在吐鲁番、鄯善县等地涌现出一批甜瓜致富村。

　　直到2017年，87岁高龄的吴明珠才恋恋不舍地放下工作。60多年来，吴明珠培育了30多个品种，把瓜的甘甜献给了人民，将中国特色的甜瓜系列和完整的育种创新体系推向世界，她被誉为“吐鲁番盆地的一颗明珠”。

　　女儿杨夏说：“这就是我的母亲，她是那一代无怨无悔为祖国奉献一生的赴疆青年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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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13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杨舒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在国家和人民的紧急需求上。

　　——李泽椿

李泽椿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1952年的冬日，天格外冷。

　　陕西秦岭大巴山深处，迎来了3位解放军战士，他们推着装满气象观测设备的独轮车，在崎岖的山路上整整走了4天。带队的年轻人，正是17岁的李泽椿。

　　此前一年，还在上高二的李泽椿毅然报名参军入伍，目标很明确——抗美援朝上前线。入伍后，他被分配到成都西南军区空军气象训练班，学习气象观测。

　　“刚开始有些失落”，彼时，我国气象人才奇缺，国防建设对气象航空保障的需求尤为迫切，他很快想通了——“人民军队为人民，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我不断学习逐步树立了一生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党和国家需要，就要尽心尽力。”

　　李泽椿年纪虽小，但成绩出色，许多战士亲切地叫他“小先生”。他先任气象教员，后任气象站观测员，1955年更被选派到北京深造，随即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气象专业。

　　1961年，尚在读书的他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回忆入党初心，李泽椿说：“跟着党，为人民服务，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此后60年，他初心不改，矢志研判万里长空风云变幻，“为老百姓服务，是做气象工作的光荣所在”。

　　研究生毕业后，李泽椿来到中央气象台。从预报员到院士，半个多世纪里，他始终站在业务一线，参与并见证着我国气象科技从无到有的突破：

　　20世纪80年代初，作为组织者和主要完成人，李泽椿联合多方共同攻关，建立了我国第一个短期（1～3天）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结束了中国只能靠收用国外数值预报天气的历史；

　　1990年，李泽椿团队建立的我国第一个中期（10天）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正式投入使用，我国步入了当时国际上少数几个能制作中期数值天气预报的国家行列；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首席科学家，李泽椿带领团队，攻关建成我国台风、暴雨灾害性天气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并将并行计算技术应用于数值天气业务预报，为天气预报、气候预测提供了新技术……

　　他常说：“作为党员，我的成长不是被动式的，而是做好创新工作，机会一到就迎头赶上。”

　　年轻时艰苦的气象观测让他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但他不曾动摇；在北大读书时，为了充分掌握计算机知识，探索数值预报的可能性，他每天骑自行车到中科院借用计算机；在攻关短期和中期数值天气预报时，为了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当时的计算机，他总是凌晨两点趁大家睡觉时，来到机房调程序、改方案。

　　这些年，年事渐高的李泽椿总挂念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推动气象对水资源、生态环境和粮食安全等更好发挥作用。

　　面对“70多年来我国天气预报准确率大幅提升”的功劳簿，李泽椿仍保持着务实的态度，“中国地理地形复杂，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数值天气预报研究不只是要提升预报准确率，更重要的是用到服务老百姓的生活上”。

　　在李泽椿看来，做任何研究，要先想一想是不是发展国民经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所需要的工作，“检验我们工作的唯一标准，永远是有没有满足老百姓对预报和预警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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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12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崔兴毅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寻呼系统就是“总调度”，过去只要寻呼机“滴滴”一响，卢世璧院士便会闻令而动。于他而言，院士就是战士，是医生更是党员。

　　“身祗此身要珍重留为家国用，学需便学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在20世纪30年代那个风雨飘摇、强虏恣肆的旧中国，肺结核医学专家卢永春用挂在墙上的书法，为儿子卢世璧心中种下救民报国的种子。

“把全部心血和精力献给党和军队的医学事业。”

——卢世璧

卢世璧人物素描。郭红松绘

　　卢世璧的医学生涯，几乎与新中国同步而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卢世璧积极投身志愿军伤员的救治行列。1958年，已是北京协和医院科室骨干的卢世璧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来到西郊荒野，参加建设全军总医院。尽管条件差，可他始终坚信“组织的需要就是自己最好的选择”。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世界约有一半中老年人患有关节病，而我国因腿疼丧失劳动能力的人难计其数。当时，外部势力对华进行技术封锁。就在卢世璧迷茫时，老师陈景云给他指出研究方向：去攻克人工关节的研究，填补我国医学空白。

　　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想攻克中国骨科界的“珠穆朗玛峰”，谈何容易？　没有资料，没有图纸，卢世璧硬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靠着当时国内仅有的一些外文医学杂志上的骨关节图片，用木头刻出了一个人工关节模型。找人画工业设计图、选金属材料、远赴深山寻找金属钛……每个环节卢世璧都亲力亲为。

　　人工关节要保证插入骨髓后不松动。经过多次试验，1979年，卢世璧成功研制出固定人工关节的TJ骨水泥，填补了国内空白，人工关节置换手术得以广泛推广。

　　就是在这一年，卢世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立下誓言：把全部心血和精力献给党和人民，献给医学事业。攻克异体神经移植临床手术排异性难题、首创将记忆合金引入脊柱外科为患者治愈病痛……他用共产党员的责任担当和知识分子的锐意进取，为国家医学创新、护佑人民健康作出非凡贡献。

　　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卢世璧创新攻坚的步伐并未因登上荣誉的顶峰而停滞。对党的忠诚和军人的使命感，让卢世璧一次次奔向最危险的地方。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卢世璧主动请战。当时他身患癌症，老伴已去世，女儿挽留，领导规劝，但年近八旬的他还是毅然赶赴震区。饱受老年性骨关节炎病痛折磨的他，一边拄着拐杖挪步子，一边焦急地自责：“我要是能走快一点，就能多救一个人。”

　　在卢世璧的“保肢治疗”下，不少伤员保住了濒临残疾的腿。家属看到满头白发、手拄拐杖的卢世璧，忍不住哭着道谢。

　　“当人民有难的时候，作为一名老党员，当然要冲在最前沿。”在卢世璧的时间表里，没有暂停，没有休息。而让人悲痛的是，去年3月28日，卢世璧因病逝世，铁医战士终于可以“休息”了……

　　卢世璧的一生让人倾慕又感叹——在从军从医的人生道路上，他树立了白衣战士一心向党、赤诚奉献的光辉旗帜；在面对险情、危机、挫折的时候，他步履坚定、从未迟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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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23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曾庆存：

我的选择始终与祖国需要紧密相连

光明日报记者 齐芳

　　“我出身农家，没有党，没有新中国，我根本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党待我如同母亲。我渴望她拥抱我。”

　　——曾庆存

曾庆存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我们要用自己的计算数据，作为气候与环境领域谈判的依据，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6月23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落成启动，86岁的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曾庆存院士激动不已。

　　对地球的过去进行反演、对现在进行观察、对未来进行预测，“地球系统数值模拟装置”可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生态环境建设、双碳愿景目标、防灾减灾（如天气预报）等国家重大需求。

　　曾庆存不仅是这套系统的发起人之一，在接下来的更新、完善过程中，他也没落下。只要身体允许，曾庆存都会准时出现在课题组的讨论会上，倾听、记录、讨论……这位老人似乎对科研有着无穷的热情和动力。他说，热情和动力源自探索未知的兴趣，更源自责任，“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党和国家培养了我，我唯有竭尽所能，方能回报”。

　　拳拳报国心，是曾庆存数十载科研人生的真实写照。

　　出生于广东阳江农村，曾庆存的童年与贫寒相伴。“我家里很穷，小时候就得下地劳动，挑肥、种田，什么活都要做。父母和姐姐们辛苦劳作供我读书，家里没钱买灯油，父亲就用泡水几个月后晒干的竹条，点燃做灯。如果没有党、没有新中国，我不会有读大学的机会。”

　　苦难中燃起的真挚情感，让他的选择始终与祖国的需要紧密相连。

　　1952年，曾庆存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入学后不久，系里决定让一部分学生改学气象学专业，因为国家亟需气象人才。他二话不说服从了安排。“我对那时发生的一场气象灾害印象深刻——一场晚霜让河南40%的小麦颗粒无收。河南省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这场气象灾害不仅让农民和国家遭受经济损失，更让很多人挨了饿。当时我就想，如果天气能够预报预判，这样的灾害就能避免。国家需要我学气象，这就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1956年，临近毕业的曾庆存被选派前往苏联科学院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学习。赴苏前，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回忆入党初心，曾庆存说：“党待我如同母亲，我渴望她拥抱我。”“我决心把一切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

　　留学归国后，曾庆存更倾向、也更擅长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但国家需要他参加气象卫星的研制，他没有拒绝、也从不畏难：“我边学边用还要边教学，争取带出更多的人。”这些研究成果最终成书《大气红外遥测原理》，成为国内该领域的经典教材。

　　曾庆存说：“我本来是做基础研究的，但国家急需的一些应用研究往往要立刻展开、限时结束。这样的任务可能和自己的兴趣有所冲突，但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兴趣必须服从国家需求，这点不用商量，不能讨价还价。”

　　喜欢写诗的曾庆存曾经赋诗“科学钻研心寂静，苍生忧乐血沸腾”。年事已高，热血犹在。如今的曾庆存依然很忙，中长期天气数值预报、建立全球气候系统模型、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系统总结自然控制论……他总觉得时间太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他说：“我将继续心无旁骛做好科研，在有限的岁月里为党、为国家多做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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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17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陈鹏

马洪琪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继续投入水电工程建设中，带领新一代的水电人，为碳达峰碳中和——我们党兑现庄严承诺，贡献一份力量。”

    ——马洪琪自述

　　1967年，25岁的马洪琪从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分配时，他选择到云南。

　　出生于上海，为什么要去云南？

　　“我的理想是治理江河、兴利除害、为国为民。我学的是水利，就应该和江河在一起！”

　　这是一段难忘的岁月。

　　初到云南，马洪琪被分配到中越边境的绿水河电站，风钻工、出渣工、木工、混凝土工、钢筋工……水电站工地上的每个工种，他几乎干了个遍。

　　1972年，马洪琪一个人带着一台水轮发电机组到富源县支援农村小水电建设。白天到工地指导施工，晚上在煤油灯下画设计图，心中积攒了多年的能量迸发出来了。两年后，电站建成投产。

　　1978年，面对援助非洲喀麦隆，参加拉格都水电站的建设任务，马洪琪放弃准备已久的研究生考试，成为团队里最年轻的援外专家，而这是当时中国水电系统最大的援外项目。

　　因成绩出色，马洪琪被任命为开挖队副队长兼主管技术员，同时火线入党！在鲜红的党旗下，马洪琪庄严宣誓。他的内心激情澎湃，“治理江河、为国为民”的初心在这一刻有了更加深刻的意义。

　　马洪琪与云南江河的故事，最深的莫过于澜沧江——8度地震烈度区、300米级高拱坝、700米高边坡、高应力地区超大型地下洞室群开挖……一个个史无前例的世界工程难题在小湾等待着他。

　　“将毕生所学和全部精力都献给小湾。”马洪琪暗下誓言。

　　2002年，小湾水电站正式开工，拉开了澜沧江流域梯级水电开发的序幕。作为澜沧江流域梯级开发的总工程师，马洪琪以共产党员敢为人先的精神，攻坚克难，主持和参加建设了10座大型水电站，并带领团队创造了大批领先成果——

　　建成了世界首座300米级高拱坝；

　　在世界第三的糯扎渡心墙堆石坝，首次成功研发了“数字大坝”技术；

　　在中国最高的黄登碾压混凝土坝，研发建设了一套施工质量智能控制及管理信息化系统；

　　在景洪水电站大坝通航建筑物，发明了利用水能作为提升动力和安全保障的水力式升船机，成为“世界首创，中国原创”；

　　…………

　　如今，年近八旬的他仍在从事高海拔水电站绿色智能技术等研究。

　　有人问：“退休后要不要回上海？”

　　“不回去了，我的事业、我的团队都在云南，我的心离不开那里了……”马洪琪早已把自己融入水电事业中，在他看来，“是信仰之光照亮了我的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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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8月14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张亚雄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中国抗疫斗争最鲜明的底色。

　　——钟南山

钟南山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2020年3月2日，一场特殊的战疫一线火线发展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举行。

　　“现在正是需要党员站出来的时候。”面对党旗，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庄严领誓，两名新发展预备党员也在武汉采用远程视频的形式郑重宣誓。

　　1965年3月，钟南山加入中国共产党。2020年1月18日，作为一名已拥有56年党龄的老党员，钟南山临危受命担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那张高铁餐车上满脸倦容的照片，感动了亿万国人，也让无数人感受到何为英雄之举、国士担当。

　　通过各种视频采访，人们记住了常年挂在钟南山办公室墙上的那四个字——敢医敢言，这也是公众对钟南山报以无限信任的重要原因。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钟南山认定元凶并非衣原体，而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为战胜非典疫情作出重要贡献。17年后，也正是因为钟南山的敢医敢言，让全社会都对新冠肺炎这一新发传染病保持了足够的警惕性，从而让中国迅速控制住疫情，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抗击疫情的中国经验。

　　“作为一名医生，首先应该时刻想着广大人民的身体健康。”铿锵的话语言犹在耳；“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有全国，有大家的支持，武汉肯定能过关。”在武汉抗击疫情最严峻的时刻，钟南山的哽咽让无数中华儿女为之动容。

　　今年5月下旬以来，广东出现新一轮新冠肺炎疫情，85岁的钟南山院士组织团队在核酸检测、疫情预测、重症救治、疫苗研发等方面紧抓落实，对防控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2021年两院院士大会上，钟南山院士就疫苗接种等专业问题接受记者专访。权威专业的判断，让公众看到接种疫苗的重要意义，也看到战胜疫情的希望之光。

　　2003年以来，无论面对非典还是H7N9、H1N1、MERS，钟南山总是奔走一线、及时发声。这位致力于推动国家重大呼吸道传染病防控体系建设的八旬院士，始终和团队坚守在国际医学研究一线，分享中国的抗疫做法和经验。

　　“我们相信钟南山。”这句网上最常见的留言，是一份信任，是对一位医者的最高肯定，也是对一位共和国脊梁的最佳褒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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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22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晋浩天

毛二可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我非常幸运，工作生活在改革开放和迎来科学春天的伟大时代，党和国家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鼓励我们走创新发展的道路，为我们科技工作者发挥聪明才智提供了广阔空间。”

　　——毛二可

　　“党的事业就是我的奋斗方向，为了党的事业，我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1953年，毛二可在递交的入党申请书中写下誓言。那时，毛二可还在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华北大学工学院读书。1956年，带着“北京市三好学生”的荣誉，毛二可毕业留校工作。

　　这一干，就是一辈子，与雷达相伴的一辈子。

　　1953年，因国家建设需要，他所在的电机系班级改学雷达专业，他成为当时全国地方院校中第一批雷达专业的大学生。1956年，在毕业设计阶段，以他为主的团队成功完成了电视实验发射中心的研究设计，取得了我国邮电部颁发的第一个电视频道执照。1958年，在他毕业留校任教两年后，又在学校建成国内第一家实验用电视发射台。

　　长期深耕雷达领域，为毛二可带来了一系列成绩与荣誉——1978年，“新型十公分稳定振荡器”获全国科技大会表彰；1980年，担任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雷达研究所所长；1987年，他研发的显示系统获国家发明二等奖，是当年该领域国家级最高奖；90年代，他提出的全数字化波型分析动目标信号处理机研制成功，获国家发明三等奖；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作为中国雷达领域的主要领军人之一，毛二可在学术上的每一步突破，都尽尝艰辛。他曾不顾电磁波辐射对人体的危害，累计上机1000多个小时；他曾在雷达实验中因过度疲劳，不小心被上千伏高压电打得满手鲜血、手臂撕裂。几十年来，毛二可的研究成果已广泛应用于国家装备与经济建设之中，并有部分装备出口到国外，其水平的先进性既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又树立了科技自信。

　　北京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龙腾是毛二可的得意门生。他回忆说：“毛老师带领团队取得的另一项重要创新成果，是通用模块化实时信号处理系统。这项研究起步之前，美国已有成熟的标准。毛老师说不能完全照搬美国标准，要根据国内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从1995年开始，毛老师带领团队从第一代研制到第四代通用处理机，终于研制成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可以充分满足实际需要的货架产品，已推广应用于雷达、航天遥感、卫星导航等多个领域，形成一种我国装备信息化的基础计算平台。”

　　北京理工大学雷达技术研究所的学生们告诉记者，在事关雷达事业发展的大问题上，毛二可笃定遵循着几条雷打不动的定律。潜心学术、笃定坚持正是毛二可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他说：“我之所以能在专业上干出一些成绩，主要在于我一直心无旁骛，从没有停止过自己的科研工作。在一个越来越追求效率的时代，时间浪费不起！如果你已选择了一项事业，就应该持之以恒地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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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13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金振娅

　　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批示，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和国家对香港科技工作者的亲切关怀，不仅解决了影响香港和内地科技交流合作的许多问题，更重要的是鼓舞了香港科技界和香港同胞，丰富了“一国两制”的内涵。

　　——摘自2018年陈清泉等24位院士收到习近平主席回信后的感言

陈清泉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这一天，陈清泉盼望已久！

　　那一年，由于在现代电动汽车技术领域的卓越成就，时任香港大学电机电子工程系讲座教授和系主任的陈清泉，当选为香港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清泉的学术研究，始终追寻着国家发展的需要。这一切源于他早年的经历，他对祖国的繁荣和富强，热盼不已。

　　1937年，陈清泉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祖籍福建省漳州市。从他记事起，印度尼西亚先后遭受荷兰和日本的殖民统治，许多华侨的日子不好过。当时他就强烈意识到，没有强大的祖国做后盾，华侨的生命和权益是得不到保障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彼时，陈清泉刚上初一，班主任是一位进步人士，在他的教导下，同学们都非常热爱祖国。即便随后通过了剑桥的入学考试，16岁的陈清泉还是执意要回到祖国。

　　陈清泉回忆，自1953年回国后，他在科研路上不断得到党和国家的关怀，获得很多帮助和奖励，见证了国家几十年来科技发展的伟大历程。

　　尤其是在2016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这让参会的陈清泉激动不已，更让他找到了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的动力。

　　2017年6月，陈清泉牵头，与香港其他23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一起，给习近平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了香港科技工作者报效祖国的迫切愿望和促进科技创新的巨大热情，同时也期待国家能够帮助解决一些影响科研发展的问题。

　　“我没有想到，习近平主席这么快就作出了重要批示，勉励香港科技工作者融入国家建设，并责成中央有关部门予以落实国家科研经费过境香港使用等问题。”陈清泉十分感慨，掣肘两地科研交流的壁垒终被破除，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时不我待！陈清泉凭借自己在国际科技界的影响力，推动中国登上世界电动汽车及其相关领域的舞台。他先后担任内地29所大学的名誉校长、名誉院长或名誉教授，创立院士科创中心，积极推动两地的科研交流和国际科技合作。

　　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历史上难得的时代，要分秒必争，从富到强，不但要用科技造福中国，还要造福全世界。”

　　《光明日报》（ 2021年07月11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陈 鹏

　　“一辈子哪怕只干好一件事，就不辜负党和人民对自己的长期培养。”

　　——摘自《山仑传》

山仑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了，在夹道欢迎解放军的人群里有一位名叫山仑的高中生。他期盼的是一个平等、公正、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他经历的动荡时代和接受的进步思潮，让他较早地懂得了，这个新社会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

　　1950年夏，山仑高中毕业，考入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农学院农学系，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大学生。

　　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在进院之初的集训时，受到钱三强、竺可桢、贝时璋等老科学家的接见。他回忆，“那时起，就接受了有关树立科学精神、勤于动脑、善于动手、勇于创新的科研工作启蒙教育”。

　　集训结束后，又接受了二次分配，山仑和其他12个毕业生被分到位于西安的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进入正在筹建的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工作。

　　1958年，山仑迎来人生中第一个重大转折。他被国家选派到苏联留学。留学期间，山仑不仅在专业知识领域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学会了独立思考的科学态度。

　　考虑到祖国正处于困难时期，回国前，山仑把留学期间节约的整个生活费的1/3上缴给组织，自己只买了些塑料制品和糖果带回国，还有朋友送来祝贺他论文通过的一架普通照相机。

　　回国后，山仑多次参加黄土高原实践考察，对“干旱”和“贫穷”的思考，使他逐步确立“旱地”农业的研究方案，荒山秃岭的大西北被山仑揉进了眼睛，刻在了心上。

　　1965年春，山仑和同事前往山西省离石县科技下乡。那年，整个黄土高原地区遭遇严重干旱，八九月份秋作物生长期间的降水量仅为常年的三分之一，按照常理，收成必然要遭遇大面积减产。但是，山仑和同事采取了扩种抗旱作物、适时早播、担水点浇、增施肥料等措施，取得了粮食总产量略低于正常年份的收成。此次蹲点经历，成为日后山仑展开旱地农业研究之路的起跑点。

　　作为最早的科技副职下乡干部，1980年底，山仑被任命为宁夏固原县委副书记。在西海固的十年里，年过半百的山仑主持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攻关课题，在固原和彭阳两县建立了3个试验示范区，17个科研试验点，沿着“退耕、改制、种草、还牧”的方向，探索着旱地农业良性生态体系的新路子。

　　千百年来，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百姓饱受旱灾肆虐之苦。而今有这样一位院士，用科学武器挑战“旱魃”：山仑开拓了旱地农业研究的新领域，探索出了旱地农业增产新路子。他所从事的旱地农业生理生态领域的研究，改变了作物的用水方式，减缓了人类面临的水资源危机，为发展节水型农业开辟了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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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23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我和祖国一起走过了20世纪几乎全部的历程，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今天的祖国的成就感到骄傲；作为一个有着60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对自己的政治信仰终身不悔；作为一个新中国的科学家，我对科学的力量从不怀疑，我为自己一生所从事的科学工作感到欣慰。”

　　——侯祥麟

　　2005年9月7日《光明日报》

侯祥麟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出生辛亥，启蒙“五四”，求学战乱……幼年的侯祥麟，眼里充满了灰色。在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中，侯祥麟总是在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当《资本论》《大众哲学》进入视野，他如同找到了“领航灯”，“当时，我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终生信仰，不曾动摇。”侯祥麟说。

　　一位同学讲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让侯祥麟激动不已；而外国杂志中有关红军北上抗日的消息，更让他对共产党人由衷敬佩。

　　1938年4月，侯祥麟作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便于工作，组织两次安排他加入国民党做地下工作，侯祥麟欣然应允。

　　时逢战乱，中国军队汽油奇缺。侯祥麟毅然投入油品研制的队列。无油可炼，他就从菜籽油里炼制柴油，用煤干馏制取人造石油；燃料不足，他便设计出精馏塔，从白酒中提炼酒精……

　　抗战胜利前夕，按照中央部署，侯祥麟作为技术干部赴美国深造，为建设新中国做准备。

　　1950年10月1日，清华大学师生都到天安门参加庆祝游行。在男生一片白色衬衣的“海洋”中，一件鲜红色的衬衣格外醒目。这是侯祥麟，红衬衫表明了侯祥麟的底色。此时，他刚舍弃优越的工作条件，从美国回到阔别6年的祖国，在清华大学化工系做教授。

　　解放之初，百废待兴。最亟待解决的，当数航空煤油的国产化。“搞不出航空煤油，我们过天安门都得低着头!”时任石油部部长的余秋里终日眉头紧锁。

　　军令如山。架机器、测数据、作对比，侯祥麟亲领6个研究室的科技精英日夜苦干。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无数次挫折、失败，无数次分析、总结。

　　“我就不信搞不出中国自己的‘争气油’!”侯祥麟顾不上中毒、爆炸等危险，和团队一块攻坚克难，闯过了一个个技术难关：高精尖特种润滑油品全部试制成功，一举满足了中国航空、航天、核工业发展的特殊需要，而时间仅仅过了一年。

　　此后，侯祥麟作为石油项目的完成者之一，参与了《1956年—1967年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那可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性工程。受托中国科协，侯祥麟以中国石油学会理事长名义，主持百余人论证，写出《关于合理利用一亿吨原油的若干建议》，上报国务院。侯祥麟及其团队的研究，使中国炼油工业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实现了油品立足于国内。

　　颐养天年之时，侯祥麟依然正常上班、做研究。“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总要做点事吧!”侯祥麟常说，“科学家的真正快乐在于创新与奉献。”

　　（光明日报记者 陈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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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21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张云

　　我受之于国家和人民的多，为国家和人民工作的少，深感惭愧和不安。我爱国、爱党、爱人民、爱社会主义，矢志不移。

　　——摘自《张光斗传》

张光斗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作为著名水利水电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张光斗用自己的一生写就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水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的历史。从密云水库的滔滔清泉，到三峡大坝的巍巍风光，再到黄河长江的波澜壮阔，他的目光所及之处唯国之江河。

　　1912年，张光斗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鹿苑镇的一个普通家庭，尽管家境清贫，但他从小发奋读书，22岁时以优异成绩获得了上海交通大学学士，并报考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已经在美国通过哈佛大学博士资格考试的张光斗毅然回国。当他看到各地洪涝灾害频繁，人民生活困苦，便下定决心投身于水利建设、为人民造福。在祖国的山川中，他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苦干的工作精神，开创了很多“第一次”：参与设计的狮子滩、桃花溪等小水电站是中国人自主设计、施工建成的第一批水电站；负责引黄济卫工程人民胜利渠渠首闸的布置和设计，几千年来首次尝试在黄河下游破堤取水、灌溉农田；培养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首次开展了结构模型实验研究等。

　　然而，张光斗却认为自己对国家的贡献仍然太少，1955年，当时已是中科院学部委员的他感到“自己离共产党员的要求相差很远，条件不够，不敢申请”。在系领导的鼓励下，张光斗郑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示将牢记教导、接受考验，为共产主义事业作贡献。次年春天，张光斗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工程事必躬亲，治江河只唯实。无论哪一项工程，他一定要去工地；到了工地，一定要去施工现场，是名副其实的“实践派”。20世纪80年代，他不顾高龄体弱，坚持乘坐“沉箱”潜入葛洲坝水电站下游水下，查看护坝工程的施工质量。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此后近十年间，他每年至少跑两趟工地，爬高架、下基坑，常常对人说：“工人师傅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葛洲坝、小浪底、三峡等几十座水利水电工程中，无不留下他的身影。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自1949年执教清华以来，张光斗的学生超过5000人，许多人已成长为我国水利水电事业的栋梁，其中院士就有10多位。

　　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张光斗仍然每天阅读大量资料，书桌前常常可以看到这个耄耋老人佝偻着身子，拿着一柄放大镜，手颤抖着，在电脑上用超大字体一字一句地敲写审查报告。“学习到老，工作到老，改造到老”，他用热血和信仰书写了生命的璀璨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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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18日 01版）

　　光明日报记者 金振娅

　　“从社会舀取一瓢，就要回馈社会一桶。我奋斗的动力就是要回报社会。”

　　——任继周

任继周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97岁的任继周，素来将自己比作“草人”。

　　他常常教育年轻党员和自己的学生，要俯下身子做一个平凡的草原工作者，站在改善人民群众营养结构的高度，以发展草业为己任。

　　有人曾问任继周，一辈子做草业，辛苦吗？

　　他的回答是：“搞科研哪有不辛苦的，怕苦就别干这一行。”

　　拥有66年党龄的任继周认为，艰苦奋斗是共产党员的基本品质。多年来，他始终保持着优秀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回报社会，一直是任继周的人生信条。

　　他回忆，少年时代经历了国家贫困、人民羸弱的艰难时期，彼时暗下决心，要为民族富强而奋斗。1943年，任继周以“改善中国人的营养结构”为目标，在大学选择畜牧兽医专业，毕业后毅然选择了条件艰苦的甘肃，受聘兰州兽医学院，从此与草原结下不解之缘。

　　作为我国现代草业科学的奠基人之一、我国首位草原学博士生导师、首位草业科学领域工程院院士，任继周为推动我国草业科学发展、西北生态环境保护和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他率先在我国开展高山草原定位研究，建立了一整套草原改良利用理论体系和技术措施；创建的草原气候—土地—植被综合顺序分类法，至今仍为世界唯一适用于全球草地的分类系统；提出的草原生产能力评定指标——畜产品单位，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以统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

　　任继周总是说，每天都感觉时间不够用，还想要多发一份光和热；每个人都踏踏实实做工作，我们国家就有希望。

　　他不忘初心，扎根西北70多年：长期致力于推动草业科学理论研究、传播和应用，牵头创办的《草业科学》《草业学报》被国家确定为中文核心期刊；在我国高校中第一个创办草原学系，主持制订了我国第一个全国草原本科专业统一教学计划和研究生培养方案；创建了草业科学专业“草原学”“草原调查与规划”“草原生态化学”“草地农业生态学”等多门课程；先后捐资300万元，设立“任继周草业科学奖励基金”，用于奖掖后学。

　　90岁之后，任继周不能再去做田野调查，但仍笔耕不辍，积极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农业系统发展史》《农业伦理学史料汇编》《中国农业伦理学导论》，开创了中国农业伦理学研究的先河。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16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袁于飞

　　“我这一辈子，此时回头看，人生在世，无非是明白一些道理。比如，人吃过真正的苦后，才懂得什么是甜；比如，遇到挫折时，要坚持坚持再坚持；比如，能一辈子做自己喜欢的事，并把这件事和为党和国家作贡献相连，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

　　——王小谟获201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感言

王小谟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王小谟院士是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工程系1961届毕业生。作为杰出校友代表回母校作报告时，他说：“在母校‘延安根、军工魂’精神的熏陶和培养下，‘红色国防工程师’成为我一生的写照。”

　　1938年11月出生于上海的王小谟，确实是一位出色的国防工程师，他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雷达和预警机事业，为党和国家立了大功。

　　“我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研制雷达，然后负责将世界上最先进的各种技术一起应用到预警机上，把设计变为现实。”王小谟说，在研制雷达和预警机的过程中，无数科研人员自力更生、创新图强、协同作战、顽强拼搏。

　　王小谟回忆，“当年，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我们一定要争口气，研制中国人自己的预警机’。那时候很受感染，把‘我们一定要争口气’这八个字放得很大，挂在试验场，每天一抬头就能看到。”

　　王小谟说，经过全体科研人员几年的不懈努力，最终我们掌握了核心技术。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在我国预警机的设计中，也得到了贯彻，比如在预警机上装厕所、减噪等。

　　“研制成功国际领先的预警机，是因为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为什么其他国家用了十几年，而我们只用五年就能把预警机研制出来的原因。”王小谟说，研制预警机，需要对飞机进行改装。而飞机的改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一个点一个点地去测外形，测完以后还要做风洞试验，涉及一系列航空安全的问题，因此就需要航空和电子两大部门团结协作。另外还要把全国都动员起来，各个科研单位都参与这样一个工程。

　　王小谟还特别注重为党和国家培养人才，他言传身教、甘为人梯，先后为我国培养出18位预警机系统或雷达系统总设计师。他说：“科学研究主要是靠人，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就是人才。因此还要注重科研人才的队伍建设，通过一些工程和项目把人才队伍培养出来。”

　　对于广大青年学子，王小谟也寄予厚望：“新时代青年学子要传承好‘延安精神’，抓住机遇，担当复兴大任，做我国科技事业的攀登者。”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15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晋浩天

　　“把自己的一生跟国家建设和人民需要结合起来，这是我最大的幸福。”

　　——闵恩泽（摘自2008年1月9日《光明日报》）

　　1948年3月，大学刚毕业的闵恩泽登上去往美国的“哥顿号”邮轮，途中切身感受了中国人被歧视的滋味，一股因屈辱而产生的愤懑充塞着他那颗热血沸腾的心。

闵恩泽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8年之后，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并已工作的闵恩泽，毅然放弃优裕的生活，冲破重重阻挠，绕道香港踏上故土，并迅速来到石油工业部北京石油设计局工艺室研究组工作，投身新中国的石油炼化事业。

　　“闵先生回国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而石油炼制工业生产迫切需要催化剂。研制和生产炼油催化剂的任务，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中国工程院院士、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原院长李大东深情回忆道。

　　闵恩泽常说：“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归国之后的10年时间，他急国家所急，带领团队，白手起家，打破国外封锁，成功研发铂重整催化剂、磷酸—硅藻土叠合催化剂、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和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的生产技术，解决了国防之急、炼油之急。因种种突出贡献，闵恩泽也被誉为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

　　1980年4月，闵恩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此后，闵恩泽还提出了“新催化材料是创造发明新催化剂和新工艺的源泉，新反应工程是发明新工艺的必由之路，新催化材料与新反应工程的集成往往会带来集成创新”的见解。他主持新型分子筛、非晶态合金等新催化材料，磁稳定流化床、悬浮催化蒸馏等新反应工程领域开展导向性基础研究，取得多项重大突破，为中国石油化工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奠定了基础。

　　1993年，闵恩泽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1995年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05年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2007年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1年5月3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报，将第30991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闵恩泽星”。

　　“在闵先生心里有两点是至高无上、神圣无比的，那就是国家的自强、民族的自尊。正是这种志气，促使他和一批科技人员，历时30年，为中国的石油化工开拓出了一片自主创新的天空，使中国人从此在世界石油化工领域扬眉吐气，抬头走路了。”李大东说。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14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袁于飞

　　“如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彭士禄院士自述

　　彭士禄是广东海丰人，1925年11月出生，14岁就参加革命工作，后来到延安青年干部学校、延安中学学习，他的一生深刻体现了以身许国、甘于奉献的高尚品格。

　　在评选“时代楷模”的时候，评委们一致表示：彭士禄一生对党忠诚，始终坚决听党话、永远跟党走，一辈子两袖清风，克己奉公，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真正做到“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自觉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无论身居何位，始终保持了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他的故事感动了身边的每一个人。

彭士禄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把我往哪里搬。”这句话彭士禄一直身体力行，从年仅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他就一直深刻践行作为共产党人的庄严承诺。被党和老百姓保护着长大的他，内心永远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无私无畏，敢作敢当，无怨无悔地为祖国核动力事业奉献了一生。

　　1951年，品学兼优的彭士禄通过考试赴苏联留学，专业是化工机械，他所有的功课全部成绩优秀。毕业时，彭士禄获得苏联颁发的优秀化工机械工程师证书。

　　1956年，彭士禄即将本科毕业，正逢陈赓大将访问苏联。陈赓把他叫到大使馆，跟他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彭士禄不顾改行需要从头开始学习的困难，毫不犹豫地回答。从那一刻起，彭士禄就与共和国的核动力事业紧紧连在了一起，从中国潜艇核动力到秦山一期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再到秦山二期核电站，都留下他辛勤的足迹与汗水。

　　在为祖国、为人民奉献的一生里，彭士禄从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从未向组织提出任何个人要求。他始终以国家的利益为先，勇挑重担，身先士卒，忘我工作，把毕生精力奉献给祖国的核动力事业。49岁时，彭士禄在一次核潜艇调试工作中突发急性胃穿孔，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可是手术后不久，他又忘我地投入工作之中。他总是说：“党和国家给我的比我付出的要多得多。”

　　彭士禄无论身处多高的位置，管理多少工程、项目与人员，都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牢记是党和人民将自己抚养长大，要回报人民，回报祖国。彭士禄生前在自述中写道：“也许因是属牛的吧，我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劲，不做则已，一做到底。如活着能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为祖国的富强而献身，足矣！”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12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晋浩天

　　“我们要倍加珍惜这一机遇，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开拓进取，勇攀科技高峰，以毕生精力，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创造人民的幸福生活和祖国的美好未来而努力奋斗。”

——金怡濂院士获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感言

　　194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成功研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标志着人类走出了迈向信息时代的第一步。20世纪50年代，我国制定的科学技术发展12年远景规划中，电子计算机被列入重点发展学科。随后，我国选派了一支20人的实习队赴苏学习计算机专业，刚从清华大学电机系毕业的金怡濂成为其中一员。

　　1958年回国后，金怡濂进入中科院计算机所，投身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那段岁月，金怡濂和同事们完成了大型晶体管通用计算机、大型集成电路计算机的研制，实现了我国计算机研制技术的重要突破。

金怡濂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但这些还远远不够。

　　“20世纪80年代，国内急需高性能计算机，不得不花巨资从国外进口一台大型计算机。没想到，在进口机器的同时，还捎带进来两个监工。双方签订的协议上明确规定，开机、关机必须由外方监工负责操作，我方不得接触机仓内的核心部件……”金怡濂说，这件事让他感到一种切肤之痛，让他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真正的高科技，买不来。中国一定要加速发展巨型机，否则将永远受制于人！

　　要突破，必须有胆识。此时的金怡镰大胆提出，我国巨型计算机研制必须打破“土生土长”模式，走国际化的技术路线，发展基于国际通用处理芯片的大规模并行计算机。沿着这一技术思路，我国巨型计算机研制技术进入与国际同步发展的时代。

　　1992年，国家并行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成立，金怡濂任主任。同一时期，他受命主持研制国家重点工程——“神威”巨型计算机系统，担任总设计师。金怡濂提出的总体方案、技术构想及解决方案，均大获成功，使我国高性能计算机峰值运算速度从每秒十亿次直接跨越到三千亿次以上。随后，他继续担任新一代超级计算机系统的总设计师，提出以三维格栅网为基础的可扩展共享存储体系结构和消息传送机制相结合的总体方案，为系统关键技术指标进入国际领先行列奠定了基础。

　　“我深深感到，科技工作者只有把自己的事业和祖国的繁荣、民族的昌盛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大有作为。”获得2002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金怡濂感慨道。

　　行胜于言，清华人的特质深深刻在金怡濂的血液中。他坚信“生命在于做事”，即便步入晚年，他依旧奔波在国产高性能计算机和处理器研制的第一线，为学生和晚辈的技术决策把关定向。

　　令人感动的是，他始终在为计算机领域自主创新呼吁呐喊：“尤其重要的是，应当强调自主创新，在此基础上加快国际合作。要牢记核心技术是花钱也买不来的。”

　　这句话，在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09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杨舒

　　“我决心，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以适应党和革命的需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摘自赵忠贤的《入党志愿书》

（1973年）

　　作为首位“40后”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也是新中国自主培养的科学家，赵忠贤的红色情缘在儿时就已种下。

　　1941年，他出生在辽宁省新民县，“成长在新中国的红旗下，我是听着老红军的故事、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长大的”。

　　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正上中学的赵忠贤为此心潮澎湃。1959年，他如愿以偿，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专攻低温物理。钱三强、张宗燧、洪朝生……他得到了诸多物理先贤的悉心指导。特别是听罢钱三强先生讲述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艰难研发历程，他感到，上大学不仅是对科学的喜欢，“更有了责任和使命感”。

赵忠贤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读书时，我们讨论最多的是‘红专’问题。”赵忠贤回忆，“红”在于内心深处的信念，“专”则要全身心地投入，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努力把组织上交给的任务完成好。这段求学经历令他在日后的科研中学会了如何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坚持科研，如何在设备差、经费少的情况下依然把科研成果做得漂亮。

　　1964年，赵忠贤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由此开始了长达40多年的高温超导探索。彼时，超导研究在我国尚处起步，但他深知，这项探索不仅有着重大的科学前沿意义，一旦成功，更将为国家带来巨大的应用价值。

　　研究几度受阻，项目批不下来，甚至连“摊儿”都被解散了。但历尽万难，赵忠贤初心不变。而今，中国组建起了一支高水平的研究队伍，高温超导研究从追赶到领跑，走在世界前列。他带领团队在世界两次高温超导研究突破中勇立潮头，成为我国高温超导研究主要的倡导者、推动者和践行者。

　　1973年12月，赵忠贤正式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始终践行入党时的誓言，近五十年时间里，除参加国防任务的几年外，赵忠贤“一辈子只做超导一件事，把个人志趣与国家命运结合在一起”。

　　“平湖静，小河浑，册府半装新。檐前竹上腊梅薰，花信又初春。去复还，研兼教，几代师生耕造，为中华物理生根。超导贺高温。”

　　这是“两弹一星”元勋彭桓武先生1987年为祝贺物理所高温超导研究而手写的一首《喜迁莺·小令》，一直被赵忠贤珍藏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为中华物理生根”，这句殷殷嘱托令赵忠贤沉吟不已，遵循至今。

　　他说：“中国的科技实力花钱买不来，白送更别想，只能立足于自己咬牙攻关、知识报国。”在物理所，他常告诫年轻人要静下心来做事，而科学研究，需求才是最大的动力——“一是国家需求，二是科学发展的需求。两者都服务于国家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

　　回顾百年风华，赵忠贤认为，从“两弹一星”到改革开放以来建立起完整的科学体系，中国的科技发展举世瞩目，“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作为我这一代人，最感安慰的是‘我奉献了’”。

　　对未来，他充满寄望：“现在全国有这么多的科技人员、这么多的团队。我认为，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花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时间，解决一个重要的科学问题或是一个核心技术问题，加起来那还得了吗？”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07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袁于飞

　　“正是由于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我国的杂交水稻研究，在全国广大农业科技人员的艰苦攻关、通力协作之下，取得领先世界近40年的骄人成绩。”

　　——摘自《袁隆平自传》

袁隆平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倾尽毕生，“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都在为实现中国人的“禾下乘凉梦”而奋斗。他生前曾说，杂交水稻诞生于中国，起源于湖南，湘西雪峰山下偏僻的安江农校是最初成长的摇篮，这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功，与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大力支持息息相关。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国务院组织制定全国科学发展规划，刚到安江农校教书的袁隆平受到鼓舞，希望研究一种高产的新作物。刚开始他选的是红薯、南瓜，但都失败了。后来，袁隆平在学校试验田偶然发现一株穗大粒多的“天然杂交稻”，由此转向了杂交水稻的研究。

　　1966年，袁隆平把试验结果写成文章《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发表在《科学通报》，当时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看到论文后，立即致函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指出杂交水稻研究很有意义。在当时，这一纸公函不仅使袁隆平成了被保护的对象，湖南省科委还把“水稻雄性不育”正式列入省科研项目，拨了600元的科研经费；湖南省农业厅还同意将李必湖、尹华奇两名学生留下给他当助手，继续科学研究。

　　杂交水稻试验成功后，1984年，袁隆平在湖南成立了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他生前感慨道：“一直以来，杂交水稻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发展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中心的发展遇到了好几次很好的机遇，这里边能讲出很多动人的故事，包含了党和国家的殷切希望，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动力和促进。”

　　袁隆平曾说：“这些年来，我深深体会到党和国家对农业科技事业寄予的厚望，特别是对杂交水稻发展给予的巨大支持。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在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时，袁隆平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他说：“我认为，这个奖是奖给全国农业战线的科研工作者的，因为杂交水稻是全国很多人协作攻关的成果。这次国家重奖科学家，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政策。这项政策太英明了，它像灌溉的闸门似的，一打开，广大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就发挥出来了！”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06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袁于飞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只有始终不忘初心、心怀感恩，把个人理想与党和国家的需要、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有所成就、彰显价值！”

　　——钱七虎院士获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感言

钱七虎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钱七虎出生于1937年10月，在母亲逃难途中出生，因家中排行老七，取名“七虎”。在抗日战争的枪炮声中，钱七虎度过了穷苦的童年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他依靠助学金完成中学学业，这在他心中深深埋下了矢志报党报国的种子。

　　1954年，钱七虎迎来人生中第一个重大转折。作为上海中学的毕业生，钱七虎原本被选派到苏联读书。而就在这一年，我国急需军事人才，新成立不久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要在中学招收优秀毕业生。出国留学还是在国内读军校？钱七虎毅然选择了后者。他回忆：“我这个乡下的穷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离不开党的培养，唯有献身党的事业，方能报答党的恩情。”

　　1954年8月，钱七虎高兴地迈进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大门，成为哈军工组建后招收的第三期学生。2019年，钱七虎将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800万元奖金全部捐献出来，重点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家庭孩子，让他们有学上、上好学。谈及捐献的初衷，钱七虎说：“我就是在党和国家的资助下成长成才的，现在很多贫困学生，如果他们能像我一样完成学业，将会给国家作出更大贡献。”

　　“我深深感到，是真心爱党让我有了执着前行的激情和动力，是忠心信党让我有了坚定崇高的理想和追求，是铁心跟党走让我有了砥砺奋进的目标和方向。只有把个人的理想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有所成就、实现价值！”钱七虎院士说，“作为一名军队科技工作者，科技强军、为国铸盾，是我的毕生追求，也是我的事业所在、幸福所在。在我有生之年，我将始终做到无须扬鞭自奋蹄，继续在防护工程领域潜心研究，继续带好学生、培养人才、关心团队建设，为国家铸就钢铁强盾，为经济和社会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04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金振娅

　　我感到投身到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中是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这人类最伟大的理想贡献出我的全部力量，不惜在必要时付出我的生命！

　　——摘自吴良镛的《入党志愿书》（1960年）

吴良镛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1960年5月，吴良镛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60余载时光荏苒，变化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为党为人民贡献智慧与力量的初心。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一个民族的发展始终与美好人居环境相伴随，人居建设的最终目标是社会建设。”这是吴良镛常说的一句话。

　　作为全球知名的建筑学者和教育家，吴良镛抓住一切机会讲述中国故事，传承中国精神，发挥沟通中外的桥梁纽带作用，引领中国建筑走向世界。

　　在鲐背之年所著的《良镛求索》一书中，吴良镛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建立了新的政治体制，在祖国建设上，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我从美国留学回来，走入建设祖国的行列中，将个人力量都投入到清华建筑系的发展和新中国的城市建设中。”70年来，吴良镛笃定前行、勇挑重担，始终牢记一名共产党员所应肩负的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

　　吴良镛是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1980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影响最广的城镇化。世界上并没有现成理论适用于中国。吴良镛认识到人居在中国城镇化中的核心地位，建立了人居环境科学。这一理论填补了中国城镇化建设基础理论的空白。

　　1999年，由吴良镛起草的《北京宪章》，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基础，在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通过，这是国际建协1948年成立以来唯一的宪章，标志着人居环境学说被世界建筑学界普遍接受和推崇，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国际建协前主席斯古塔斯称其为“国际建协大会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篇章”。

　　在90余岁高龄时，吴良镛仍坚守在讲台上。他提倡“治学要把为学和为人紧密结合”，为我国城乡建设领域培养了大批骨干人才，谱写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生动篇章，他的教学思想和学术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一代代学人。

　　为表彰吴良镛的杰出贡献，2015年国际小行星中心命名国际永久编号9221号小行星为“吴良镛星”。

　　如今，已99岁高龄，拥有61年党龄的吴良镛始终坚持不懈地践行着入党誓言。正像他在自传里所说：“我虽然人生九十，但仍然不懈追求，追求国家富强，社会和谐，环境健康，人民宜居。”

　　《光明日报》（ 2021年06月02日 01版）

　　【百名院士的红色情缘】

　　光明日报记者 张蕾

　　“我会和九三学社的同人们一起，继续探索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方向，探索科技体制改革的新路，为民主党派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为‘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作出切实的贡献。”

——王选（摘自《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王选传》）

　　撷忆王选人生轨迹中追求进步、参政议政的片段，对于深入、全面了解这位开创“汉字信息处理与印刷革命”的科学家求实创新的科研作风、献身科学的奉献精神和为而不恃的品德风范非常重要。

　　少年时的王选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学校，当时发生在身边的学生爱国运动成为他接触进步思想的开端。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王选目睹解放军进城的一幕：“解放军就睡在地上，没有进老百姓的家里，站岗的解放军威风凛凛的。尽管当时我才12岁，还不太懂事，对共产党、解放军还没有更多的认识，但还是有一种高兴的心情和喜悦的感觉。”

王选人物素描 郭红松绘

　　在这样的环境下，王选很快接受进步思想。在分别加入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哥哥和姐姐的影响下，1951年，刚满14岁的王选成为班里第一名团员——这是王选在追求进步思想的人生路上迈出的第一个坚实脚印。

　　进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就读后不久，王选被选为团支部书记，后来又担任系分团委副书记。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根据地之一。校园中涌动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氛围和精神深深感染着王选，他在追求理想和进步的道路上自由地徜徉、求索。“大量的学生工作和社会活动占据了他很多精力，可王选乐此不疲，他把追求政治进步和学业有成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认为这样才能对社会、对国家作出更多贡献。”《中国工程院院士传记——王选传》作者丛中笑说。

　　20世纪90年代，王选的人生轨迹中又增添了一条璀璨的参政议政之路。1993年，王选当选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人生翻开崭新的一页。在政协分组会上，王选围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和吸引人才的问题进行阐述，观点得到许多委员的支持。1998年3月，王选当选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在王选担任的众多职务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一职是他格外重视的。王选说：“九三学社成员大多是科学技术领域中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也将是我关注的焦点。我将利用一切机会，为他们呼吁，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本身就是一面旗帜，能够产生很强的凝聚力……他的这种形象，他的这种吸引力，他的这种榜样力量，对九三学社来说，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会持续发挥作用。”在《向王选同志那样做人做事》一文中，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原主席、中国科协名誉主席韩启德院士写道。

　　《光明日报》（ 2021年05月30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