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⑩】 

　　光明日报记者 李春剑

　　“吃一堑 长一智”。

　　1998年，再次回忆起30多年前的那次失败，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感慨万千。他提起笔，郑重地在稿纸上写下这个标题。

　　薄薄的稿纸早已泛黄，但字迹清晰俊雅。一撇一捺间，满是老人对航天事业的执着，对科学真理的渴求，对祖国的赤诚。

　　他是我国著名导弹和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是中国航天事业的重要筑基者。

梁思礼 资料图片

　　那次失败为梁思礼带来怎样的感悟？它又为蓬勃发展的新中国注入了什么动能？

　　忆往昔，把时间的指针拨回到那个火红的年代……

　　1949年10月，自美国旧金山驶来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缓缓靠岸。尽管已在汪洋之上漂泊了一个多月，留美8年的梁思礼却丝毫不见疲累。他快步走下舷梯，张开怀抱奔向母亲，奔向他阔别已久的祖国。

　　“祖国需要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和一同归来的30多位留美学子一样，梁思礼浑身充满干劲儿。

　　1956年，一项新事业摆在梁思礼面前。此时，我国决定组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下简称“五院”），要下大力气开展导弹与火箭研制。作为无线电工程与自动控制两大前沿领域的高才生，梁思礼被任命为五院的自动控制研究室副主任。在院长钱学森的带领下，他成为我国第一代航天人。

　　隐姓埋名，为国铸剑，这是一项多么伟大的事业！站在这个崭新的起点，梁思礼兴奋不已。可是，导弹到底是什么？究竟长什么样？在五院，除了钱学森，还没有人见识过它的“庐山真面目”。

　　“简直是两手空空，一张白纸。”回忆当年，梁思礼这样形容。

　　“但这是一颗生机勃勃的种子。”梁思礼明白，这颗“种子”一定要在中国的国土生根发芽，结成一道坚实有力的国防屏障！

　　这更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事业。没水、没电、没床铺……大漠深处，发射基地的房子四处透风，沙砾使劲儿从墙缝钻进屋子，还直往人的头发丝和耳朵眼里钻。

　　一切都要从零开始，除了决心！

　　没有资料和经验？那就边学边干。没有厂房和设备？那就改造旧机库，想尽办法创造条件。咬住牙，绷住劲，顶住一口气，这些年轻的航天人誓要把一切不可能变成可能——

　　1960年11月5日，我国仿制的“1059”近程液体地地导弹成功试射，标志着我国在导弹技术领域的初步胜利，科研人员亲昵地叫它“争气弹”。它还有另一个更为响亮的名字：“东风一号”。

　　梁思礼清楚地知道，尖端技术不能只靠模仿，更不可能靠花钱买到手。顾不上休息，他带领团队，迅速开展中近程液体地地导弹的自主研发工作。

　　似乎一切看起来都很顺利。不到两年，“东风家族”的又一成员“东风二号”问世，准备进行首次飞行试验。

　　“砰”的一声巨响，让发射现场的人们都愣住了！刚飞上天几秒，导弹就打起“摆子”，然后猛地一头“栽倒”在地，炸起一个巨大的蘑菇云。不知过了多久，烟雾终于散去，地面上只留下一个直径20多米的大坑，宣告着刚才的一切都真实地发生了。

　　梁思礼无法忘记那一天，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首次发射任务，失败。

　　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历尽千辛万苦设计出的成果，就这样毁在自己眼前，梁思礼心里装满了痛苦和疑问。

　　问题就出在导弹的控制系统！梁思礼迅速冷静下来，敏锐地捕捉到了问题所在：“东风二号”模仿的是苏联导弹控制技术，发射时受地形因素影响很大。如果是在复杂的山地，搜索雷达必须跟着导弹“跑”，移动到朝向发射目标的位置。毫无疑问，这不可能满足实战需求。

　　在梁思礼的带领下，科研人员反复修改、试验。他们要给“东风二号”安上一个中国人自己设计的“大脑”。

　　1964年6月29日，在巨大的轰鸣声中，“东风二号”腾空而起，直奔苍穹。“东风二号”控制系统的双补偿方案，使导弹命中精度大幅提高，我国导弹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从个人历练来说，失败比成功更有启发、更起作用。正因为失败以后，做了大量工作，总结了经验，才使我们把坏事变成了好事，才真正懂得应该怎样自行设计。”在那篇名为《吃一堑 长一智》的追忆文中，梁思礼这样写道。

　　随后，梁思礼被任命为“东风二号甲”导弹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参与到导弹、核弹“两弹结合”的工作中。体积和重量被大幅压缩的核弹头对外部条件极为挑剔，研制难度极大。中国战略导弹与运载火箭技术专家谢光选打了个比方：“两弹结合，好比一个‘啰唆汉’娶了一位‘娇小姐’。”

　　“点火”“导弹飞行正常”……功夫不负有心人，1966年10月27日，“两弹结合”首次飞行试验圆满成功，导弹在指定区域实现核爆炸。这声巨响再次震惊世界。从第一次核爆炸到第一枚导弹核武器爆炸，我国仅用了两年。

　　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导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艘神舟飞船……航天事业融入了梁思礼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病床上的老人已神志不清，嘴里却还念叨着要为火箭开“评审会”“查找故障”。

　　“我能为此奉献一生，我感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在探索茫茫宇宙的征途中，他，已是最亮的那颗星。

　　《光明日报》（2024年10月04日 01版）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⑨】 

　　光明日报记者 崔兴毅

　　“有一点瑕疵，都对不起国家！”

　　在山坳里奋战24年，“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总工程师南仁东对这句话念兹在兹。

　　戴眼镜、小个头、一身工服……在贵州大窝凼，南仁东的塑像静静矗立，目光坚毅，凝望远方。

南仁东 新华社发

　　距离塑像不远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面向苍穹。

　　这，就是“中国天眼”！作为当今世界最大、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这口“大锅”能望穿深空，接收到百亿光年外的电磁信号。

　　为什么要建这么一口“大锅”？1993年，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无线电科学联盟大会上，科学家们提出，在全球电波环境继续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自外太空的讯息。

　　参会的南仁东坐不住了，一散会就冲进同事房间：咱们国家也得建！

　　有人告诉他，贵州喀斯特洼地多，能选出性价比最高的台址。回国后，南仁东立马跳上北京到贵州的绿皮车，咣当咣当坐了近50个小时。

　　这个选址团队平均年龄30岁，可当时的南仁东已年近半百。山林陡峭，他手脚并用往上爬；没有路，就从石头缝间的灌木丛中深一脚、浅一脚地挪过去。

　　有一次下大窝凼，突遇倾盆暴雨，地面泥泞湿滑，南仁东不慎从山上滚了下去，幸好被两棵树挡住，才没坠入洼底。人们发现他鞋上被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吓出一身冷汗，可他自己完全不当回事。

　　“那可是七八十度的陡坡，人就像挂在山腰间，要是抓不住石头和树枝，一不留神就摔下去了。”时任贵州平塘县副县长的王佐培特别诧异，“科学家怎么这么能吃苦？！他的眼里没有一点畏惧，满是兴奋，像发现了新大陆呦！”

　　这样的艰险，在选址的10余年里，时刻伴随南仁东。大窝凼附近所有山头的情况，南仁东都门清。在工地现场，他经常饶有兴致地向学生们介绍，这里原来什么样，哪里有水井、哪里种着什么树，凼底原来住着哪几户人家。仿佛他自己就是这里的村民。

　　终于，在391个备选洼地里，南仁东选出了心仪的宝地。

　　2007年7月，“中国天眼”作为“十一五”重大科学装置批准立项。

　　但，从纸面设计到建造运行，还隔着十万八千里。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攻关、关键技术遭遇封锁！

　　这么难，没瑕疵，可能吗？

　　“怎么不可能？！”于是，小到钢结构计量测算，大到工程整体方向，各个细节，南仁东都要亲自确认——

　　审核方案时，南仁东不懂岩土工程，专门用一个月时间埋头学习，反复计算和审核每一张图纸，连施工方都惊讶：这个搞天文的科学家怎么还懂土建？

　　“为了一个地铆项目的误差，他放下筷子就跑去工地，生怕技术人员的测量出问题。”中国电科54所的邢成辉，曾在一个闷热的夏日午后撞见南仁东，时至今日他都感慨，“天眼”是南仁东倾注心血的孩子！

　　“天眼”也遇到过灾难性问题。索网研发困境，让南仁东寝食不安。“‘天眼’的要求是现有国家标准的20倍以上，哪有现成技术可以依赖？”南仁东日夜奋战，天天在现场与技术人员沟通工艺、材料，经过700多天、近百次失败，方才化险为夷。

　　世界独一无二的项目，就是这么较劲！

　　还有更“狠”的——在以千万吨金属计的工程上进行毫米级攻关！

　　10毫米、7毫米、3毫米、2.1毫米……这对工程来说是巨大考验。平常，打造一个500米口径的球面，出现凹凸不平都是正常的，但“天眼”实现了近乎完美的圆。

　　2000多个液压促动器，密布在反射面背后，与大地相连，通过钢索伸缩，让反射面实现精确变位，误差不超过1毫米；索网由7000多根手臂粗的钢缆组成，每一根钢缆的加工精度都被控制在1毫米以内；500米口径的天线精度是3个毫米；每一块反射面板的制造精度是1.5个毫米。

　　“天眼”工程测量与控制系统总工朱丽春动情地说：“‘天眼’宏伟壮观，但最震撼人心的却是它的精准。”

　　2013年，直径500米的圈梁合龙。南仁东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第一个出现在高高的圈梁上，像孩子一样迎着寒风环圈跑起来——这是属于他的激动时刻。之后，每建好一座馈源支撑塔，他都要第一个爬上去，站在塔顶俯瞰“天眼”全貌。

　　“美丽的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它无垠的广袤。”南仁东对宇宙深情告白。

　　可就在这个传奇工程要完美收官时，周围人发现，先前那个走路带风、声如洪钟的南仁东变了——他没法一口气爬到顶端了，脚步越来越慢，停下来休息时的喘气声越来越重。

　　南仁东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可即使在大手术后身体无比虚弱时，他每天还会用电子邮件沟通交流工作，反复斟酌方案、反复确认细节。术后3个月，南仁东强忍病痛回到施工现场。此时，他声音沙哑，说话要靠气往上顶，但依旧一字一顿地询问、讲解。

　　“‘天眼’是一大群人的拼搏和努力，不是我个人，我们甚至于说这是一代人的努力。”他反复念叨，“天眼”如果有一点瑕疵，都对不起国家！

　　在落成典礼的前一天下午，已经十分虚弱的南仁东坚持从北京飞到贵州，赶往“天眼”基地。

　　那是他第一次看到这个“望天巨眼”完全建成后的模样。那是他耗尽多年心血，终于在祖国西南的崇山峻岭间，为中国打开的“天眼”。

　　在南仁东去世前3天，“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李菂给他发去一封邮件，报告当时还在调试期间的“中国天眼”已成为国际天文学界的新秀，探测到6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并获得国际认证。

　　“邮件发送过去了，南老师却没有回复。”后来李菂得知，当时的南仁东，已经进了抢救室。

　　直到现在，李菂也不确定南仁东是否看到了这封邮件，但他坚信，南老师会为“天眼”自豪。

　　如今，“中国天眼”成果频出，不断拓展人类观测宇宙的视野极限。开放运行4年间，“天眼”发现新脉冲星数量突破900颗，是同时期国际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新脉冲星数量的3倍多！

　　世界天文史上，中国科学家留下的印迹熠熠生辉。如他所愿——“中国天眼”，没有瑕疵！

相关文章：老南，它很好！你放心！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26日 01版）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⑧】

　　光明日报记者 卢璐 光明日报通讯员 杨宇

　　“提前超额完成了‘七五’攻关任务，育成了大粒型、多抗、高产新品种……”

　　1990年，全国小麦育种科技攻关“七五”总结交流会前夕，李晴祺伏案疾书，写下这份手稿。字字句句，皆深思熟虑、反复斟酌。

李晴祺 杨宇摄

　　这一刻，他的内心庄重澎湃，万千感慨汇聚笔端。

　　8页纸，2000余字，到底记录了什么？

　　乍一看，这是一份利用功勋种质“矮孟牛”培育新品种的成果总结。细探究，背后铺陈的却是一位长者20余载潜心研思，让更多人吃得起饭、吃得饱饭的不懈奋斗。

　　1969年，在山东农学院（后为山东农业大学）任教的李晴祺临危受命，挑起小麦育种研究的担子。

　　彼时的中国，受土壤质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小麦平均亩产仅100公斤左右。

　　退无可退，唯有迎难而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事不宜迟！

　　常年扎根田间地头的李晴祺很快选定了方向——培育小麦新品种！针对当时小麦品种存在的抗性低、易倒伏、增产潜力低等突出问题，将高产、多抗、矮秆作为主要目标，从创造新种质入手，高起点攻关！

　　在李晴祺看来，我国自主创造的小麦种质资源少，品种遗传基础狭窄，是制约育种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种质是育种的材料，要提高育种水平，必须重视种质创新。

　　种质资源从哪来？

　　开门搞育种！

　　当年9月，在西北农学院，赵洪璋院士向前来交流的李晴祺一行热情介绍了一种原产于德国的名为牛朱特的材料。

　　“牛朱特这个材料个子高、穗子大、很抗病，但是极晚熟，别的小麦成熟了它才刚抽穗。它有突出的优点，也有严重的缺点，你要想办法好好利用它。”赵洪璋叮嘱道。

　　驯服这头“牛”可不容易。育种是基础工作，耗时长、见效慢。每一个新品种的培育，都要经过10年左右的时间。

　　李晴祺从没想过退缩。他常说，在小麦种质资源的利用上应“不拘一格，广开材路”，勇于创新、敢于突破才能有大成果。

　　从0到1哪有坦途——育种温室没有暖气，在温室里生炉子！炉子半夜需要加炭，那就住到温室里！“五一”搞杂交，“十一”搞播种，春节寒假继续搞温室加代……

　　尽管这样，利用牛朱特与早熟品种孟县201的组配，还是接连经历了多次失败。

　　但，没有人放弃。

　　科研路上最考验人的，不只是实验中的重重难关，还有无数次失败后的落寞；科学家的伟大之处，也不只在成果的斐然卓著，更在面对挫折与未知时的不屈与不懈，在灰烬中寻找突破的智慧与勇气。

　　1972年春季，一个在仅有的成熟麦穗中获取的4粒牛朱特和孟县201杂交种，打开了牛朱特利用的大门。

　　1973年春季，以矮丰3号为母本，以孟县201与牛朱特杂交的第一代种子为父本进行三交，攻克了新种质杂交难关。三个亲本名的第一个字连起来，是为“矮孟牛”。

　　1981年，“矮孟牛”的三大种质型及其代表系得到确定。

　　矮秆、多抗、高产的小麦新种质终于诞生了！选育新品种迅速提上日程。

　　李晴祺干劲十足：一定要快一点！快一点，才能多出品种、出好品种！快一点，才能为百姓、为国家赢得主动！他创新提出“四边工作法”，边试验、边繁育、边示范、边推广。选育鲁麦1号的同时，其他品种的选育也在同步进行。

　　他四处探索多种加代育种办法，最后选址在青海，一年收获两季。从泰安到青海，得坐两天两夜的火车，卧铺票不好买，李晴祺揣上几张旧报纸便上了车，困极了就铺在过道地板上睡一会儿。

　　在5月育种的黄金季节，他半个月就考察完山东全省各基点，有时一天辗转几个县市。一次在邹平遇上七八级西北大风，雨水夹杂冰雹，周围人担心他衣衫单薄，年龄又大，便劝他住下，明日再说。他摇摇头拒绝：“学校还有很多材料要看，耽误不得！这点风雨算不了什么。”考察结束时，衣衫已全湿透。未及休整，他又匆匆赶往下一站。

　　…………

　　从1983年鲁麦1号定名到1989年，课题组又培育出五个大面积推广的新品种，创造了当时小麦育种界罕见的速度。

　　1997年，“‘矮孟牛’的创造及利用”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据不完全统计，利用“矮孟牛”育成的品种（系）1983至1996年累计种植面积达2060万公顷，增产小麦107.52亿公斤，新增经济效益50.41亿元。

　　1998年，中国人口达12.5亿，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大体平衡、丰年有余，全国人的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了。过去，一年吃不到几斤麦子的山区农民，可以放开吃了。

　　那一年，已是我国著名小麦育种专家的李晴祺终于可以放下心了。在他那辆褪色的旧自行车旁，老人头戴旧草帽，拄着早已磨光了的居尺，望着万里田畴穗满枝头，笑开了怀。

　　2022年2月18日，92岁的他永远告别了牵挂一生的麦田。那一年的世界小麦版图中，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小麦生产与消费国，以1.38亿吨的产量连续第35年位居第一。

　　这是中国农业科学家的胜利，更是新中国的奇迹。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18日 01版）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⑦】

  光明日报记者 张胜

李东英 李惠兴摄/光明图片

  45年，237本工作笔记，合计4万页。

  它们静待在北京四环外的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里，平常得很不起眼，但只要细看，谁都会为之震撼！

  一笔一画、一字一句，每一页都是对科学研究的精益求精，对党交付任务的兢兢业业，对日常工作的勤勤恳恳。

  这4万页笔记的主人，是我国稀有金属工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东英。

  “日知其所无、月无亡其所能，一九五一年元旦题”。

  轻轻翻开一本泛黄的笔记，三列竖排钢笔字遒劲有力。这是4万页笔记中的第一本、第一页。

  为什么写下这样的话？1951年是个怎样特殊的年份？这得从李东英的个人选择说起。

  1948年，饱受战事之苦的李东英结束十年大学生活。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他，选择去东北，将人生的罗盘对准国之所需。

  彼时的东北，刚刚全境解放，目之所及，满眼疮痍，几乎所有的工矿企业陷于瘫痪，恢复生产急需大量人才。

  1949年3月，李东英只身来到辽宁沈阳应聘，当月就被东北工业部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聘用。两个月后，他被安排到抚顺铝厂，参与铝厂的恢复与重建。

  1949年7月1日，沈阳南站附近的有色金属工业管理局会议室。议论声、争论声此起彼伏，大家时而面面相觑、时而无奈摇头。

  “来，来，来，坐在这里听听！”

  招呼声急促有力，会议室外的青年恰巧路过，被招呼声一下子“捉”了去。他先是愣了一下，旋即走了进去。

  这个青年就是李东英。

  招呼他坐下的，是原东北重工业部有色金属管理局副局长孙鸿儒。

  原来，这是孙鸿儒召集的一场紧急会议，为的是解决当时恢复生产的“卡脖子”问题——研制硫化矿捕收剂黄药。

  “东英，现在我们急需黄药，你是学化学的，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把黄药研制出来，今天你就到选矿药剂厂去，不要回抚顺了！”孙鸿儒望向他，眼神里充满信任和期待。

  当时，李东英刚在抚顺置办了被褥锅灶，准备把远在北平的妻儿都接来，一家人团聚。

  但想到20多家选矿厂的领导和工人正眼巴巴地等着黄药开工，李东英没有丝毫犹豫，当天就去沈阳选矿药剂厂报到了。

  时间之紧、压力之大、责任之重，初来乍到的李东英稳了稳心神。他没有如人们预想的那样，“另起炉灶”——拿出一种新方法，而是选择“就米下锅”——着手分析原有技术条件无法成功的原因。

  边调整、边试验，边研究、边生产。李东英和厂里的工人、技术人员一同日夜奋战。为了对比美国人使用的方法，他还跑到沈阳外文书店查阅美国的学术论文与专利记录。

  仅两周时间，李东英就研究出第一批液体黄药。虽说比原定时间超出了一周，可仍然十分不易。随后，为解决黄药的运输和储存问题，李东英一鼓作气，于1950年下半年研制出了可以生产固体黄药的工艺和设备。

  小小的固体黄药，解决了东北选矿厂的大问题。李东英因此不但得到了东北工业部的嘉奖，1978年还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

  由于表现出色，1949年10月，未满30岁的李东英成为新中国有色金属行业第一家选矿药剂厂——沈阳选矿药剂厂的首任厂长。次年4月，李东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一月一日星期一，气候晴寒……”这本笔记的第二、三页就是李东英的第一篇日记，蓝色笔迹工整清晰。

  1951年，沈阳选矿药剂厂各项生产任务步入正轨，很多选矿药剂厂都采用了李东英研制的工艺，轰轰烈烈的生产在东北铺展开来。

  备受组织信任的李东英，豪情满怀。在这一年年初拟定了业务、政治、工作和学习各方面的计划，准备大干一场。

  正如他在这篇日记里所写：“为了忠实的成功的完成党给予我的工作任务，我订立了如下的工作计划，并且为的时时检查便于修正偏差，决心坚持这记日记的良好习惯……”

  日记里还详细记录了“各选矿厂成绩之掌握、研究工作、化验室、自修计划、作息时间”等几部分。

  “各选矿场成绩之掌握”这个条目下，就列出了“往各选矿厂了解实地情况”“建全表报制度”“按时呈报图表”“开好选矿会议”“有系统有计划的给各井解决几个问题”五项。

  作为厂领导，李东英除了向各单位要成绩之外，也把给各单位解决实际问题写入工作计划。

  与前两年集中精力搞攻关不同，此时的李东英更多思考的是如何才能高效完成任务，又使自己每日都有进步。在他看来，写日记、记笔记是最好的方式。于是，用心记录每一件事，他坚持了45年。

  后来，因国家生产建设需要，李东英分别于1951年9月至1953年11月、1956年9月至1958年6月，两度赴苏联进修学习。

  第一次进修，他学习和研究了苏联的选矿工艺、技术和设备，留下笔记21本，为回国后的选矿研究打下了基础。

  第二次进修，他学习和研究了稀有金属冶金生产工艺和技术装备，留下笔记23本，为即将到来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攻关做好了准备。

  为什么两次进修的内容不一样？李东英回忆：“当时国内有色金属最大的缺项是品种不全，而且主要是稀有金属，所以我就把重点放在稀有金属的冶金这个方向。”

  学成归国后，李东英在我国稀有金属工业建设中大展拳脚，不仅系统开发出技术路线，还组织攻克了我国当时尚属空白的30余种稀有金属的生产工艺技术，为保障“两弹一星”和大规模集成电路等尖端技术所急需的新材料生产，贡献智慧和力量。

  20世纪70年代，国际环境云谲波诡，中国作为人口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越发重要。李东英再次调转研究航向——集中精力研究“稀土农用”。此后，李东英担任原国家计委稀土专家组首席专家，在全国大面积示范和推广稀土农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

  “为了忠实的成功的完成党给予我的工作任务”，已近花甲之年的李东英退而不休，又担任包头、攀枝花、金川三大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带头人。年过八旬，李东英仍不辞辛苦地实地考察，足迹遍及我国主要稀土资源生产和应用地区。90岁高龄的他还参与领导了中国工程院的有色稀有金属咨询报告项目。

  人生的罗盘始终随着国家的需要不断调整，李东英说得平淡，“我一向是怀着对党、对人民的无限感激之情而努力学习和工作的”。

　　4万页笔记一共有多少本？李东英自己弄不清，“反正要车来才能拉走”，他最清楚的是：“只要国家的需要、组织的需要，就是你自己最大的需要。”

　　《光明日报》（2024年08月11日 01版）

　　【人民需要这样的科学家⑥】

　　光明日报记者 金振娅 光明日报通讯员 高翠峰

　　“我的孩子小东算一个！”

　　1960年的一天，病毒学家顾方舟做了一个足以赌上他一生幸福的决定——让自己未满周岁的儿子小东，作为脊髓灰质炎疫苗Ⅰ期临床试验的首个儿童实验者。

　　紧接着，实验室几位研究人员也默默加入进来！

　　但他们比谁都清楚，脊髓灰质炎疫苗是减毒活疫苗，万一安全性不好，会导致受试者肢体麻痹，留下终身残疾。

　　白天，顾方舟盯着小东蹒跚学步的身影，每一个喷嚏、每一个踉跄，都让他胆战心惊；晚上，守在小床前，看着孩子安然入梦，才算熬过一日……

顾方舟 中国医学科学院供图

　　30天，顾方舟和同事们度日如年。“孩子还好吗？”是他们每天最急切的问候。

　　终于挺过去了！孩子生命体征正常，Ⅰ期临床试验顺利通过！

　　用自己的孩子试药，顾方舟从未在任何文稿中提及。他总是说，钱学森、钱三强他们研制“两弹一星”吃了太多苦，自己这点付出算不得什么。

　　如今，斯人已逝。“他的任务完成了，安心离去了。他一生最注重的就是国家给的任务，他就是带着一种使命来的。”与顾方舟相濡以沫一辈子，妻子李以莞在送别丈夫后感慨。

　　那些发黄的手稿，见证了顾方舟为消灭脊髓灰质炎付出的全部心血。密密麻麻的技术方案、技术参数、临床数据，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1955年——

　　江苏南通暴发大规模脊髓灰质炎疫情，且患者大多为儿童。随后，疫情蔓延到山东青岛、上海、广西南宁等地……

　　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一旦感染，可能会引起轻重不一的瘫痪甚至无法自主呼吸，且不能治愈。

　　当年，卫生部将脊髓灰质炎列入法定传染病。一时之间，全国上下谈之色变。

　　那时，顾方舟刚从苏联留学回来，在卫生部直属的流行病学研究所工作。有家长背着瘫痪的孩子来找顾方舟：“大夫，您把我孩子治好吧，他以后还要生活学习，还要参加国家建设呢！”

　　顾方舟只有无奈，“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家长黯淡的眼神和不能替代的哀伤，让顾方舟痛心。

　　形势紧迫，顾方舟临危受命，于1957年开始了脊髓灰质炎的研究工作，“这是组织上给我的一项使命”。

　　研发活疫苗还是死疫苗，是顾方舟首先要做的决定。

　　当时，国际上存在两种疫苗技术路线。美国等少数国家，已经研制出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和死疫苗。死疫苗是灭活疫苗，安全但低效且价贵；活疫苗是减毒疫苗，便宜高效但有争议，还需做安全性研究。

　　在《关于脊髓病研究的个人总结》手稿里，顾方舟这样写道：“接种死疫苗是我国财力、物力和人力所不能承受的，而且它并不能阻断脊灰病毒的传播。中国走活疫苗的技术路线现实可行，能够实现广泛接种和群体免疫。”

　　“先生在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上的首要科技贡献，是确定了疫苗研发的技术路线。”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院士曾感慨，“如果仅从个人得失的角度来说，死疫苗显然是首要选择。而真正为国家、民族计，先生才作出如是抉择。”

　　1959年12月，脊髓灰质炎活疫苗研究协作组成立，顾方舟任组长。不久后，他们成功研制出脊髓灰质炎液体活疫苗。在大量的动物试验通过后，进入更为关键的临床试验阶段。

　　没有任何犹豫，顾方舟和同事们喝下疫苗溶液。一周过去，生命体征平稳。随即，让自己的孩子服用，没有出现任何异常。

　　在《回顾与展望——消灭脊髓灰质炎的长征》手稿中，顾方舟写道：“Ⅲ期临床将受测人群扩大到450万人，以观察流行病学的效果。监测显示，北京、天津、上海、青岛等受测城市发病率发生明显变化。Ⅲ期临床试验圆满成功，可以放心地给全国儿童服用了。”

　　为了迅速大批量生产疫苗，顾方舟带领团队，不远千里奔赴云南昆明西郊，从一个山洞起家，建立起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作为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

　　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投放的11个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那时候，国内尚无冷链运输。怎样制出运输方便、孩子爱吃的疫苗？

　　“如果做成糖丸呢？”顾方舟突发奇想。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1962年糖丸研制成功。只需服用一粒，即可实现免疫效果。这种剂型的改进，是中国消灭脊灰之路的独特创举。

　　1964年糖丸在全国推广，脊髓灰质炎年平均发病率逐年下降。自1994年9月发现最后一例患者后，我国至今未发现由本土病毒引起的病例。

　　顾方舟，成了几代孩子心中的“糖丸爷爷”。

　　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顾方舟作为代表签字。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为无脊灰状态。那一年，顾方舟已74岁高龄。

　　“‘人生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这是对先生一生最好的写照。”2019年1月2日凌晨，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里，顾方舟的心电图化成一条直线，生命永远定格了。几天后的追思会上，王辰表达自己的敬意，“在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的伟大进程中，先生以一名科学家的睿智、一名中国士子的担当，为我国预防和消除脊髓灰质炎提供了最重要的科技手段和科技产品，成功护佑了亿万孩子的生命健康！”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正是顾方舟先生的远虑，解除了当年的我们和之后中国儿童患脊灰风险的近忧，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深深地感念、感恩他！”忆及先生，王辰总是心绪难平。

　　《光明日报》（2024年07月28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