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主老财在阴间到阎王老爷那里去喊冤。他说我是个地主老财，但我是好人。我的田地都是勤劳致富攒出来的，而且每到灾荒年份我都救济乡亲。现在村里的一些干部，不少人祖上都是有钱人，到了他们这一代好逸恶劳，败了家产变成贫农，雇农。闹土改一转身就变成了村干部。现在，他们把我拉到桥头把我崩了。阎王老爷听了，生出恻隐之心。让他投胎变驴、变马、变羊等，回到人间。
小说写他变成牲口，落在当年他的长工家。这个长工是属于比较倔的那类人。执意要单干，不愿加入合作社、人民公社。他出身很好，村干部也拿他没办法。后来，到了文革，实在扛不住，只好加入公社。但没有多少年，又到了改革开放，又实行包产到户了。《生死疲劳》最后写是当年把他枪毙的那个村干部后来自杀了。自杀前有一段独白，说世道都变了，闹革命闹了几十年，又回到解放前了。
这部小说的理念就是社会是在不断地轮回。从政治标准看小说不但没有弘扬主旋律，相反是在颠覆主旋律。因为小说不符合弘扬主旋律的要求，莫言很长时间里无法获得国内文学的最重要的奖项——茅盾文学奖，尽管他在国外获得了许多荣誉。直到2011年，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方式进行了改革，由60多位作家和文艺评论家担任评委，经过五轮实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评选。莫言才凭借小说《蛙》以得票排名第三获奖。莫言获奖后评委之一李新感慨，不是莫言需要茅盾文学奖，而是茅盾文学奖需要莫言。就是说，莫言小说的成就已经不需要再去证明了。如果莫言拿不到茅盾文学奖，那茅盾文学奖的权威性就值得怀疑了。
因为政治观点被边缘化，莫言并不是特例。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堪称中国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因为政治观点一度受到排斥。因为，这部小说有两点不符合主旋律，一是小说写地主老财与长工是难兄难弟。这不符合正统的阶级斗争学说；二是写革命者被自己人活埋了。后来，白鹿原作了重大修改，才被评上茅盾文学奖。但很长时间被排斥在影视之外。90年代广电总局的一位负责人就说，因为政治原因，《白鹿原》不可能被改编成影视片。
现在，这些在改变。《白鹿原》也改编成电影了。人们对莫言小说中与政治观点不同的描写也更加宽容。因为，这毕竟是小说，这毕竟是小说中人物的一个判断。不能因为小说的某种观点就否定整个小说。
对此，文化部部长蔡武对钱学森 “世纪之问”有一个阐释。他说，钱学森世纪之问，说明我们体制上有问题。说明民族的文化的创造能力还没有真正被激发出来。出大师有个前提，敢于挑战权威，敢于怀疑现行的东西，要有创造性思维。这也不行，那也不许，不行。如果一个作家搞了一个作品，你说他违背了这个，违背了那个。他说了一句话，你这句话不全面，不正确，三弄两弄，就没有激情了。
要激发民族文化创作的活力，首先要完善我们的文艺评价标准。
第一， 文艺有自己独立的评价标准和话语体系。
我们应该确定一个认识，就是文艺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评价标准和话语体系。
评价文艺作品有多种角度，可以从政治角度，可以从社会角度。但最重要的是审美角度。这是文学作品不同于其他产品的根本点。
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非常赞赏的两位作家，一个是莎士比亚，一个是巴尔扎克。之所以赞赏是因为这两位艺术家，都深刻反映了他们所生活时代的深刻变迁。仅从政治角度来说，这两个作家都是保守主义者。莎士比亚所处的年代，是英国工业经济革命时期。当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疑是资本家、资产阶级。但莎士比亚的作品对资本家、资产阶级竭尽讽刺之能事。他有一个戏剧，叫《威尼斯商人》，《威尼斯商人》里就写一个犹太商人见利忘义的恶行。莎士比亚另一个戏剧《雅典的国王》中有一段独白，大意说：金子，黄黄的金子，你能让一个丑妇变一个新娘，你能让强盗变成国王。他的戏剧许多是讽刺金钱至上的。对没落贵族很同情。巴尔扎克也一样。但政治上的保守，并不影响他们作品的艺术价值。因为衡量文艺产品的价值是看作品揭示人性的深刻度。所以说，文艺作品有一套独立的审美标准和话语体系。艺术家是从审美的角度观察社会，如果我们只从政治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那就可能以偏概全了。
第二，应该全面理解主旋律。
我们需要全面认识主旋律。什么是主旋律呢？不仅是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作品是主旋律，关注人性的作品，表现人性向善，就是主旋律。关注人性就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所说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按照上述分析，莫言小说基本取向就是弘扬主旋律。因为莫言小说描写的尽管都是民族的苦难，但小说始终贯穿着对人的命运的同情和关切。他描写苦难是希望告别苦难、超越苦难。正如他莫言自己所说的：“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作家写作是在他良心的指引下，面对人的命运，人的情感，然后做出判断。” 莫言获奖给我们的有以下两点启示：
第三，应该鼓励艺术家反思历史，针砭时弊。那么最近有一部大片很吸引眼球。就是冯小刚的《一九四二》。我们知道冯小刚是靠导演贺岁片出名的。贺岁片给他带来极大的声誉，也给电影公司带来丰厚的受益，被称为赚钱机器。其实冯小刚也是很有历史感的。18年前他就想拍《一九四二》。这部电影是反映1942年的河南一场大旱。这场大旱造成300多万人饿死，300多万人流离失所。张国立主演了其中的一个大户人家的家长，与乡亲们一道逃荒，最后人几乎全死完了，走失了。只剩他一人，绝望到了极点。张国立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讲，拍这部电影以后，我感觉对自己是一个洗礼。灾难性作品的价值就是，让你对人类有一种怜悯，希望悲剧不要再发生。这部电影的价值是什么？在激发人们关注民族历史，国家未来。我们处在一个娱乐时代，是一个什么都可以戏说的时代。是赵本山、小沈阳、大话西游、武林外传走红的时代。这些作品的价值就是“一笑了之”，让人们在笑中忘记生活的不快。但是，如果这类作品长期在文化市场中占主角，如果缺少反思历史、针砭时弊的作品，我们这个民族就变得肤浅、浮躁、缺少素养、缺少同情心。其实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早已解决。2000多年前，孔子在解释文艺的价值时，就言简意赅地说，诗歌（文艺）“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可以兴就是可以抒发感情，可以观就是可以观察人情世故；可以群就是可以促进族群之间的交流，形成共识；可以怨就是表达不满。西方人对这个问题也早有阐述。古希腊大哲学家、也是文论家亚里士多德写过一本书《诗学》，是欧洲文艺学的奠基之作。《诗学》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悲剧的价值。当时在古希腊，每到节庆日，城邦统治者就要组织老百姓观看戏剧，主要是悲剧。在古希腊，悲剧的地位要高于喜剧。从今天的人来看，也许有些奇怪，为什么不去看昂扬向上的喜剧，反倒要看悲剧？亚里士多德解释这个问题。他认为，人们通过看悲剧能产生怜悯之心，能让人心生畏惧，在这个过程中心灵得以净化。这就是后来人们概括的心灵净化说”。鲁迅也有精辟概括：悲剧是把人生毁灭给人看。在毁灭的过程中，观众对人类有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是它的价值。总之，不仅像电影《孔繁森》、《焦裕禄》可以塑造人、鼓舞人。悲剧作品同样可以释放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