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前，著名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先生在京病逝。先生以105岁高龄悄然告别人世，全国广大读者陷入悲哀。唯一值得安慰的是，“我们仨”，终于团聚了。

　　在我看来，纪念杨绛先生的最好的方式，无疑是读她的作品，接受她的作品的熏陶与精神洗礼。

　　今年书博会的“年度致敬人物”选定为刚刚去世的杨绛先生，而杨绛先生终其一生，是完全担当得起这个称号的。

　　这里我们打算以很短的篇幅，走进杨绛先生的精神世界，领略杨绛先生的书香生活。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到新千年面世的《我们仨》，再到晚近之《走到人生边上》，杨绛先生温柔敦厚、哀而不伤的大家风格，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

　　但在对文化昆仑钱锺书的一片喝彩声中，惟听夏衍发出过“你们捧钱锺书，我捧杨绛”的声音。正是为了回应夏公的这一呼吁，我写作了《杨绛传》。我在写作这部关于杨绛先生的传记时，深切地体会到杨绛先生对读书生活的情有独钟。

　　“饱蠹楼”里“饕餮”之徒

　　杨绛先生与钱锺书先生都耽于读书，是出了名的“读书种子”，对于他们来说，读书已经不是职业所需，而成了他们的精神支撑点。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杨绛先生随丈夫钱锺书先生远赴英国留学。刚在英国，钱锺书先生由官方为他安排停当，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而杨绛先生则接洽入学事宜。她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学额已满，要入学，只能修历史。这显然不合杨绛先生的心愿。她曾暗想：“假如我上清华外文系本科，假如我选修了戏剧课，说不定我也能写出一个小剧本来，说不定系主任会把我做培养对象呢。但是我的兴趣不在戏剧而在小说。那时候我年纪小，不懂得造化弄人，只觉得很不服气。既然我无缘公费出国，我就和锺书一同出国，借他的光，可省些生活费。”

　　牛津大学是英国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坐落在伦敦西北泰晤士河上游的牛津城。她成立于二世纪下半叶，这里云集了众多著名的专家学者，在历史上培养了大量的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我国知名学者吴宓曾在1903年10月至1931年在此进修，他在《牛津大学风景总叙》一诗中，赞叹牛津大学是读书人最理想的读书地方：“牛津极静美，尘世一乐园，山辉水明秀，天青云霞轩。方里极群校，嶙峋玉笋繁，悠悠植尖塔，赫赫并堞垣。桥屋成环洞，深院掩重门，石壁千年古，剥落黑且深。真有辟雍日，如见泮池存，半载匆匆往，终身系梦魂。”

　　此“终身系梦魂”之地，是钱锺书先生与杨绛先生选择牛津作为自己留学的第一站，是否受吴宓这位师长的影响呢？这倒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创立于1314年的埃克塞特学院，在当时是牛津大学的二十六个学院之一，其在牛津学院的创建史上位居第四。两年的留学生涯，使钱钟书和杨绛体验到牛津大学谨严与保守的校风。最使他们得益匪浅的则首推学院的图书馆。

　　牛津大学拥有世界上第一流图书馆，名叫博德利图书馆，钱钟书将其戏译为“饱蠹楼”。这里的藏书远远超过国内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早在莎士比亚在世的1611年，英国书业公司就承担了把各种新书（包括重印书）都免费送一本给这个图书馆的的义务。它还收藏了许多中文书籍。

　　钱锺书先生和杨绛先生在此如鱼得水，除了听课之外，差不多把业余时间全部泡在读书上面。他们借来一大堆书，涉猎包括文学、哲学、心理学、历史等各种图书，固定占一个座位，一本接一本地阅读，并作了详细的笔记。一副饱学终日、乐此不疲的模样，令人神往。杨绛在这里的旁听和阅读，有力地充实了自己的知识素养与外语水平。不过杨绛还有另一层想法，她认为，在当时“牛津的学费已较一般学校昂贵，还要另交导师费，房租伙食的费用也较高。假如我到别处上学，两人分居，就得两处开销，再加上来往旅费，并不合算。锺书磕掉门牙是意外事；但这类意外，也该放在预算之中。这样一算，他的公费就没多少能让我借光的了。万一我也有意外之需，我怎么办？我爸爸已经得了高血压症。那时候没有降压的药。我离开爸爸妈妈，心上已万分抱愧，我怎能忍心再向他们要钱？我不得已而求其次，只好安于做一个旁听生，听几门课，到大学图书馆自习”。

　　牛津的生活很安逸，杨绛先生因不是正式学生，就没有功课，全部时间都可自己支配。她从前还没享受过这等自由。她在苏州上大学时，课余常在图书馆里寻寻觅觅，想走入文学领域而不得其门。考入清华后，又深感自己欠修许多文学课程，来不及补习。这回，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坐拥书城，充分满足了她对书籍的“饕餮”之欲——在这里杨绛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

　　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杨绛先生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她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幽静。

　　杨绛先生为自己定下了课程表，一本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惬意地读书，人生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一对“读书种子”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杨绛先生、钱锺书先生和许多爱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不仅拒绝了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年下半年杨绛夫妇应聘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杨绛、钱锺书先生初到清华时，清华的接管、恢复和改造工作正在进行中。他们夫妇俩担任外文系教授，教学任务并不繁重，难于对付的却是一场又一场马拉松式的会议，因而他们赖以生存的读书生活受到影响。

　　对此，钱锺书先生在给友人、著名报人黄裳的一封信函中表露了这层不理解的意思：“北来得三晤，真大喜事也。弟诗情文思，皆如废井。归途忽获一联奉赠（略）。幸赏其贴切浑成，而恕其唐突也。如有报道，于弟乞稍留馀地。兄笔挟风霜，可爱亦复可畏（如开会多、学生于文学少兴趣等语请略）。”这信写于1950年1月末。在此之前，黄裳先生曾去北京采访，专程到清华园钱氏夫妇的寓所，亲眼目睹了这对教授夫妇静夜攻读的情形：“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锺书。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访问安排在第二天的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杨绛两位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也坐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也许是火炉不旺，只觉得冷得很，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张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妇就静静地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的环境。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这时来访，高兴极了，接下去，就是快谈。”

　　当时，杨绛、钱锺书先生除了上课、办公、开会之外，可说是深居简出，晚上的空余时间，对他们来说，是辛勤耕读的好时光，他俩不愧是一对“读书种子”，用人类文化精华不断充实着自己。

　　新中国以后，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在繁忙的政治学习之余，杨绛先生还是十分向往平静的书斋生活，她毕竟是研究员嘛。上世纪50年代后，她写过几篇有关外国文学的长篇论文，但遭遇令人心寒。杨绛先生对人曾说过，“恰在反右那年的春天，我的学术论文在刊物上发表，并未引起注意。锺书1956年底完成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反右之后又来了个‘双反’，随后我们所内掀起了‘拔白旗’运动。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我的论文都是白旗。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锺书于1958年进城参加翻译毛选的定稿工作。一切‘拔’他的《宋诗选注》批判，都由我代领转达。后来因日本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等对这本书的推崇，也不拔了。只苦了我这面不成模样的小白旗，给拔下又撕得粉碎。我暗下决心，再也不写文章，从此遁入翻译。锺书笑我‘借尸还魂’，我不过想借此‘遁身’而已。”

　　身居干校不忘读书

　　“文革”期间，杨绛先生与钱锺书先生一起被下放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干校六记》里，杨绛先生写得那样克制、那样平静，充满了温情，真可谓“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她回避了许多血淋淋的惨剧，这也许是“寄沉痛于幽闲”吧。呆过干校的人，对干校生活刻骨铭心，不堪回首。《干校六记》体现了杨绛“温柔敦厚”的风格和特点，而杨绛先生在柔弱温和的背后，性格是极其坚强的。

　　干校后期，迁往明港。这时干校的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学习阶级斗争吧？有人不解“学部”指什么，这时才恍然：“学部”就是“学习部”。

　　到了明港，干校的条件已有改观：“默存和我的宿舍之间只隔着一排房子，来往只需五六分钟。我们住的是玻璃窗、洋灰地的大瓦房。伙食比我们学部食堂的好。厕所不复是苇墙浅坑，上厕所也不需排队了，居处宽敞，箱子里带的工具书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阿圆在京，不仅源源邮寄食物，还寄来各种外文报刊。同伙暗中流通的书，都值得再读。宿舍四周景物清幽，可资流连的地方也不少，我们俩每天黄昏一同散步，更胜于菜园相会。我们既不劳体力，也不动脑筋，深惭无功食禄；看着大批有为的青年成天只是开会发言，心里也暗暗着急。”这时，钱锺书先生随身携带的工具书、碑帖和笔记本可以拿出来阅读；他们的女儿在家，不仅源源邮寄食物，还寄来各种外文阅读物。同伴们也暗中流通着各种书籍。杨绛、钱锺书还向“同伙”李文俊借阅了原版的《大卫·考伯菲尔》，当然，读时手边还得备好一本小册子或《红旗》杂志，以便遇到情况时拉过来作掩护。此书被读后，页面充满了杨绛夫妇用铅笔所作的“？”、“×”、“√”、“！”等各种批注。

　　一天，钱锺书路过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

　　“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钱锺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杨绛认同：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杨绛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钱锺书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在杨绛眼里，钱锺书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而自己则不免思前想后，可是两人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读书就像串门儿”

　　钱锺书先生逝世后，杨绛先生一如既往，杜门谢客，潜心读书。她的闭门读书不是消极避世，不通人情世故，而是“追求精神享受”。她说：“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不问我们要拜见的主人住在国内国外，不问他属于现代古代，不问他什么专业，不问他讲正经大道理或聊天说笑，却可以挨近前去听了足够。我们可以恭恭敬敬旁听孔门弟子追述夫子遗言，也不妨淘气地笑问言必称‘亦曰仁义而已矣’的孟夫子，他如果生在我们同一个时代，会不会是一位马列主义老先生呀？我们可以在苏格拉底临刑前守在他身边，听他和一位朋友谈话，也可以对斯多葛派伊匹悌忒斯的《金玉良言》思考怀疑。我们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也可以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或有意惊人的故作高论。反正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下推上大门——就是说，啪地合上书面——谁也不会嗔怪。”

　　杨绛先生非常珍视如此读书的自由，她曾感叹道：“壶台悬挂的一把壶里，别有天地日月，每一本书——不论小说、戏剧、传记、游记、日记，以及散文诗词，都别有天地，别有日月星辰，而且还有生存其间的人物。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尽管古人把书说成‘浩如烟海’，书的世界却真的‘天涯若比邻’，这话绝不是唯心的比拟。世界再大也没有阻隔。佛说‘三千大千世界’，可算大极了。书的境地呢，‘现在界’还加上‘过去界’，也带上‘未来界’，实在是包罗万象，贯通三界。而我们却可以足不出户，在这里随意阅历，随时拜师求教。谁说读书人目光短浅，不通人情，不关心世事呢！这里可得到丰富的经历，可以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经常在书里‘串门儿’，至少也可以脱去几分愚昧，多长几个心眼儿吧？”杨绛先生读书时的惬意，无疑也是众多读书人心向往之的精神世界。

　　走到人生边上

　　杨绛先生生活是非常简朴的，她摆脱了世俗的陋见。她所住的房间水泥地、白灰墙，比照当今一些教授们新迁的住宅，可谓简陋之极，但所有房间都干净、整洁、雅致，涌流着一股沁人心脾的书卷气。杨绛的服饰朴素无华，毫无珠光宝气。她心系科教兴国，毅然将自己的积蓄全部捐赠给“好读书”的学子。这一慷慨之举，是值得世人敬仰和效仿的。

　　2007年夏天，年近期颐的杨绛推出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此书在坊间很流行。书名叫做《走到人生边上》，可是，真的走在人生边上，多少觉得有点玄乎，甚至感到不可思议。

　　原来在2005年，杨绛先生患病住院期间，躺在病床上一直在思索《走到人生边上》这个题目。病愈回到家后好像着了魔，她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掉，然后通过读书帮助自己思索。她思路不通时换一条思路再想，这样往往一坐就是半天，能够想通一些问题。思考之余，她开始动笔。终于在两年半与老、病、忙的斗争中写成了这本书。这是杨绛以丰涵人生历练的经验，来书写自己的心路历程，因而全书充浸着人性的美感。书分两个部分，前面一部分是论述，后面是“注释”，其实是独立成篇的散文。

　　《走到人生边上》这个题目，恰好描述了老人此时的境况，人已到了人生的心头，在边缘处回首往事。另一方面，也回应了钱钟书先生当年的书名《写在人生边上》。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人生据说是一部大书，这本书真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杨绛先生在书中则称，自己已经“走到人生边上”，再往前走，就是“走了”、“去了”。她在书中，将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话语重新书写了一次：神和鬼的问题，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等种种问题，融会了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老人家特有的人性的美感与知性彻悟，是人生经验的结晶，杨绛先生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探讨这些玄理的，所以读起来趣味盎然。

　　每个人迟早都要面对死亡，无论是佛教、道教还是基督教，对于死亡都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系统。《走到人生边上》可以看作是杨绛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哲学命题的一次终极思考。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世纪生活经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无党无派，也不是教徒，没什么条条框框阻碍我思想的自由。而我所想的，只是浅显的事，不是专门之学，普通人都明白。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

　　摆脱了羁绊和束缚的杨绛先生，在书中更多的体现的是个人的感悟。惟其此，尤为可亲。但是，《走到人生边上》的前半部，让人看着心疼。老人家九十多岁，快到生命的尽头，还思考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本原，而且一丝不苟，还极认真地反思自己年轻时的过错。

　　杨绛的文学语言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她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中运用澹定简洁的语言，看起来平平淡淡，无阴无晴。然而平淡不是贫乏，阴晴隐于其中，经过漂洗的苦心经营的朴素中，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干净明晰的语言在杨绛先生笔下变得有巨大的表现力。

　　数十年来，杨绛先生的读书生活，充满顽强的生命力，她的著译作品，耀眼生辉，她的读书精神，天长地久。她能让每一个读书人都感受到生命的温暖。

　　纵观杨绛先生的书香世界，既洗尽铅华，素朴平实；又是那么熠熠生辉，楚楚动人，令人神往。

　　而今，杨绛先生走了。她以她孜孜读书、勤奋好学的一生，保持了一份难能可贵的清明与淡泊，甚至有一点特立独行。她的存在，是这凡俗人间的一丝光亮。杨绛先生毕生营造的书香世界，不会因岁月而销蚀蜕变，她将永葆青春活力，芬芳人间！

　　杨绛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