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评红楼”系列评论】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 詹丹

　　《红楼梦》第四回是“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因写了衙门当差的门子葫芦僧解释“护官符”官官相护的意义及太守贾雨村徇情枉法，集中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曾一度被认为是小说的总纲，也是中学语文教材的必选篇目。不过，1980年代后，随着分析文学作品时阶级论立场的边缘化，《红楼梦》第四回总纲说也不再流行，并逐渐淡出中学语文教材。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第二集剧照

　　现在来看，把第四回视为总纲，如果并不意味着是对内容主体的概括，而仅仅是强调一种政治背景对全书的笼罩，那么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但是，第四回的主要内容毕竟不是介绍政治背景，其作为文学作品，自有直接的表现对象。对这些具体对象的描写，所具有的很高的思想艺术性，却每每落在了一些主张总纲说的人之视野外。这无疑是令人感到遗憾的。

　　事实上，第四回除了写“护官符”的作用，更写活了贾雨村和葫芦僧这两个人，写活了他们身处其间的社会关系，写活了人际交往和彼此理解的复杂性。正是这些具体描写以及跟其他几回内容的勾连，才使得第四回有了不同于总纲的特殊意义。

　　具体说来，贾雨村徇私枉法，遵循“护官符”提示的游戏规则而进入官场关系网络，是在门子的建议下得以实施的。贾雨村审案时，似乎完全被门子所掌控。门子对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对英莲的身世、人贩子的习惯做法、冯渊的品性、薛蟠等一干人的情况洞若观火，对官场的关系网也一清二楚。在贾雨村振振有词说要报效朝廷，不可因私废法时，门子也能以一番宏论，所谓“老爷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只是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岂不闻古人有云‘大丈夫相时而动’，又曰‘趋吉避凶者是为君子’。依老爷这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亦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说得贾雨村低下头去、无话可说，只能依门子建议而行事。所以，这一回的回目，把行为主体指向已经是门子的葫芦僧，概括得也算准确。

　　从整个事件来看，门子不可谓不聪明。他主动向贾雨村提建议，可以说是借机巴结新来的老爷，或许也还有一点念旧之意。但恰恰是门子的念旧，对贾雨村身世的点破，才让贾雨村“如雷震一般”。不是想起了老熟人才引起心理的震荡，而是混迹于官场忘记了过去的他，对以往的难堪落魄有了不愿回顾的一瞥。所以，贾雨村对门子毫无记忆的心态，可以说是合情合理。相比之下，他对甄家丫鬟娇杏的铭心刻骨，不仅仅是因为异性的关系，还因为当时关于娇杏的记忆，是与美好的梦想联系在一起的。门子与贾雨村的重聚，在门子心里可能意味着美梦的开始。所以，他主动前去为贾雨村出谋划策。可他没有想一想，自己跟贾雨村有那么一种所谓的贫贱之交，让人依照所有建议行事，似乎是没把人放在眼里的证明，并不时提醒着贾雨村难堪的过去。这又如何能让贾雨村容忍得下去？故而，书中后来写道，贾雨村“到底寻了个不是，远远的充发了他才罢”。

　　就这样，贾雨村以他回报于门子的实际态度，颠覆了门子的那种所谓的世故和聪明。甲戌本脂批云：“自招其祸，亦因夸能恃才。”这后一句，似乎重复了贾雨村最初丢官的所谓“恃才侮上”的原因。我们再来回顾一下门子的出身，就更值得深思了。书中交代：“原来这门子本是葫芦庙内一个小沙弥，因被火之后，无处安身，欲投别庙去修行，又耐不得清凉景况，因想这件生意倒还轻省热闹，遂趁年纪蓄了发，充了门子。”我们不禁要悬想，经过此事，门子是否还认为这件生意轻省热闹？是否能因此而有所醒悟？

1987年版电视剧《红楼梦》第二集剧照

　　除了和门子的具体关系值得讨论，贾雨村跟贾政、贾宝玉等人的交往，也应该纳入我们的分析。

　　贾雨村重新被任用，贾政起了主要的推荐作用。而贾政与贾雨村初次见面，是着眼于外表，是见他“相貌魁伟言语不俗”，才认可的。在贾雨村以后的仕途上，贾政屡屡出力推举之，且不时让贾宝玉与他见面，让贾宝玉有意识地与这类为官做宰的人，谈谈仕途经济之道。但宝玉对贾雨村常常感到不自在，似乎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官宦身份，或者总是谈些经济学问一类的话题。对这一点，似乎不应该一概而论。否则，他与北静王水溶的见面，就不会那么温婉和谐。北静王第一次见到宝玉，就是以学业来劝勉他。宝玉不但丝毫没有厌恶感，还把北静王赠与的礼物转赠给他最心仪的黛玉。可见，宝玉对于贾雨村，有着直感式的本能的抵触。个人认为，贾宝玉对交往者持什么态度，关键还在于双方是否以情感为底子。

　　在贾雨村的人生旅途中，除开他对娇杏的误会而自作多情外，以后很少看到他感情世界的流露。不少学者认为，在贾雨村的人生中，一负于甄家，没有脱英莲于苦海，也违背了自己的承诺，所谓“要使番役探访回来”；二负于门子，虽嘴里说“贫贱之交不可忘”，但他的不忘，其实是要想方设法来处置对方；三负于贾府，在贾府失势后，他做出了落井下石的勾当。其实仔细想来，很难把贾雨村归入负情之辈，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性情中人，基本是无情可负的。他与人交往，考虑的是利害关系，嘴上说的是一套不切实际的大道理，所以才会被同样喜欢说大话的贾政所欣赏，被重情性的贾宝玉所厌恶。正因他本质上是一个薄情者，所以才会在面对恩人之女英莲的不幸遭遇时，在门子面前发那样一种不切实际的宏论，道是“这也是他们的孽障遭遇，亦非偶然。不然这冯渊如何偏只看准了这英莲？这英莲受了拐子这几年折磨，才得了个头路，且又是个多情的，若能聚合了，倒是件美事，偏又生出这段故事来。这薛家纵比冯家富贵，想其为人，自然姬妾众多，淫佚无度，未必及冯渊定情于一人者。这正是梦幻情缘，恰遇一对薄命儿女”。听起来，完全是置身事外的态度。贾雨村虽然也看出了英莲落入薛家未必幸福，但又马上用命运的必然性来消解旁人可能的同情心理。这，大概就是贾政所谓的“言语不俗”吧。贾宝玉本能地拒绝他，拒绝这样不真诚的人，虽不能说对他以后加害于贾府有什么先见之明（这是曹雪芹原稿的构思），但把是否有真情作为衡量敌友的标准，也绝非不可取。而贾雨村以后的行为轨迹，也可以作为验证。

　　虽然从人生阅历上说，贾政及应天府的门子都更为丰富，但阅人无数的他们，反不及贾宝玉这样一个基于至情至性的小孩子能识人，作者是想这样告诉读者么？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贾雨村的为人之假与为政之假是协调统一的，情感之假与道德之假是互为表里的。那么，作者是否还想说，情感之真是判断人的一个不会失误的标准？这样的问题，恰恰由第四回所引发，值得我们结合更多具体内容来进一步讨论。重新认识《红楼梦》第四回的价值，还是应该从文学是写人的、是写社会关系中的人的这一角度来取向。（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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