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6月18日晚，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31讲在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同济大学同济特聘教授，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战略研究院院长门洪华就“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美博弈”主题发表演讲。讲坛由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鄢一龙主持。
本文根据门洪华教授现场发言整理，内容已经门洪华教授本人审定。全文共约1.8万字，分上下两篇，本期推出上篇。
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如何沉着应对“修昔底德陷阱”，处理好中美关系，塑造中国外交新时代。
中美关系正在引起全球的关注。当前世界是一个大国竞争的世界，中美关系进入到战略竞争新时期。中美两国有几个陷阱需要超越：这包括中国面临的中等收入陷阱，美国面对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和两国共同需要跨越的“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是美国经济史专家金德尔伯格提出的思考，也被称之为霸权稳定论。他认为：“世界稳定需要而且只需要一个霸权，如果霸权不稳定，则世界就会陷入动荡。”当前美国自身变动引致的世界动荡，使得这一判断有了新的例证。“修昔底德陷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尼撒战争史》这本书中提出的命题，他指出：“雅典实力的增长及这种增长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使得战争不可避免。”这就是所谓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世界转型和美国战略的调整，大国竞争进入到一个新的场景中。美国以贸易摩擦为开端，在中美关系上战略调整明显，很多学者和政治家都在担忧，中美是否已经落入了修昔底德陷阱？
在此背景下，如何认识中美关系的过去、现状和未来走向变得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做一个初步的判断，即中美关系现在正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边缘徘徊，在回顾国际关系史时可以发现，当新兴大国实力加速接近守成大国时，往往是两个国家关系最不稳定也最动荡的时候，这不仅仅是双边关系的动荡，也有可能引起地区乃至世界的动荡。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实际上就对中美关系作出了与之前美国决策者不同的判断。当选之后一段时间内似乎是平静的，但是其实是在酝酿着对华关系的重大变化，从2018年开始，特朗普在贸易、技术等各领域调整对华关系，强化与中国的竞争，使得中美关系进入到战略竞争的阶段。中美贸易摩擦本质上是两国在新产业革命上的战略竞争，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出现向货币、安全等领域延伸的危险。我们看到的是双方不仅仅在贸易方面出现了激烈的摩擦，甚至出现了“文明对决”等新思考和新认识。有鉴于此，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蓝普顿指出，“中美关系走到临界点（tipping point），存在进一步恶化甚至走向全面对抗的危险。”
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对中美战略意图和战略判断做一些初步的分析。由于中美之间的矛盾是以贸易摩擦作为开端，所以我想首先谈谈关于贸易摩擦的问题，其后梳理一下中美双方关系的现状和如何看待对方，当然，我需要剖析和总结西方强国兴衰的规律，我想强调的这些规律并不是东方所完全认同的，是西方文化背景之下的规律总结，包括“修昔底德陷阱”的认识。其后，我想剖析一下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最近中国外交的思想和战略创新，最后谈谈中国对美国应该有怎样的战略走向。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进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美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双方互动越来越频繁，竞争和矛盾也越来越多。过去竞争和矛盾只在一个方面上出现，往往不会影响全盘，现在我们却看到中美关系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波动，中美关系的大盘处在波动之中。
从贸易的角度来讲，中美两国在1979年正式建交后，在共同应对苏联的安全威胁状况下，两个国家建立了“菜单式”准同盟关系，虽然这不是正式的，但是双方之间有战略协调。在这种状况下，中国庞大的市场吸引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外来投资者，中美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20世纪80年代初，中美之间出现了一些贸易摩擦，但是没有受到各方重视。真正出现比较多的摩擦，是在冷战结束之后，这时中美关系中的安全支柱不复存在，贸易摩擦切实展开，尤其是进入到90年代后，随着日本进入“失去的10年”，美国将贸易摩擦的核心从日本转向了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中美之间贸易摩擦越来越多。2008年欧美债务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随之而来的是与其他国家的贸易摩擦越来越严重，总体上可以看到，无论是反倾销案件还是其他方面的摩擦，中国所占比重是所有大国中是最多的，接近50%，中美两国贸易争端也日趋激烈。
回溯美国发起的对华301调查，可以看到从1991年到2010年，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双方一直存在着贸易摩擦，美国曾5次发起对华301调查，但每次都以谈判协商的方式得到妥善解决。这次贸易摩擦，美国的准备比之前都要充分，涉及面也更加宽泛。2017年8月特朗普授权对中国发起贸易调查，双方在2018年2月底就进行了第一轮谈判，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对垒，在2018年5月份通过第三轮谈判达成了不打贸易战的共识，但实际上这个共识并没有被很好地遵守。僵局真正得到突破是在2018年12月1日，中美领导人在阿根廷G20峰会上达成了共识，要举行为期90天的谈判。在随后长达5个多月的谈判中，双方都展示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双方不仅重点就贸易平衡、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机制等共同关心的议题进行了深入磋商，对最后协议文本也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在各界看来，中美可能接近达成协议文本。但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突然在5月8日宣布对华2000亿美元产品征税税率从10%提升至25%，5月15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要求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剑指华为。中国对此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从2019年6月1日起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提高加征关税税率。中国在2019年6月1日发布《关于中美贸易磋商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中美关系似乎已经很难调和了。现在大家都在期待6月底大阪G20峰会，两国领导人是否会就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谈判，达成某种新的共识。
梳理中美贸易摩擦的进程，我们发现，中美之间不仅仅是贸易摩擦，背后有很深刻的政治、社会和战略原因。美国各界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尤其是在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推动了在冷战结束30年来最长的一次激烈争论，即对华关系应该走向何方？经过长期的争论，特朗普政府的内阁成员基本上换成了对华鹰派，美国两党、参政两院对华政策也初步达成共识。比较典型的是2018年的11月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发表了被称为“新冷战”的演说，号召对中国实行“全面对决”，随后美国政府形成了所谓的“全政府对华战略”。这是美国第一次能够实现各界步调的统一，以调动所有资源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这是美国出现对华政策重大转变的一个关键性基础。
2019年5月15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是对前面政策的延续，双边贸易摩擦不再局限于经贸和技术领域，在其他方面上也有了延伸。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Skinner）发表了一个给世界带来巨大冲击的讲话。她指出，“这是与一种完全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她甚至说：“与前苏联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家庭内部的争斗，这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的竞争对手。”斯金纳是黑人官员，在非常强调政治正确的美国社会，一个美国黑人官员讲这是“白人与非白人的竞争”，我们可以视之为一种深入骨髓的理解。综上所述，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从贸易战、技术战转向文明战，或出现了转向文明战的危险。有鉴于此，中美关系迎来关键时刻。
二、中美关系进入关键时刻
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论述中美关系，已经是一个常规的判断。2006年，美国一些战略家提出“G2”的概念，意在中美两个国家联合起来调控世界。中国没有接受这种说法，我们提出的应对方案是不承认“G2”，而应该是“C2”，即中美两个国家进行战略协调。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尤其在2008年欧美西方中心出现金融和债务危机时，世界确实在发生重大变化。西方国家不再像过去那么强大，甚至要借助倚重中国来解决希腊债务危机。随着中国再进一步发展，中美两个国家确实进入了双峰并立的阶段，中国从一超多强格局中一马当先，与美国的实力加速接近，美国对这样的接近充满了忧虑。后面我将谈到美国在战略上的一个基本趋向，就是寻找势均力敌的对手（peer competitor ），一旦锁定，它就要调动所有的力量对他进行遏制围堵，中国现在就是美国锁定的“势均力敌的对手”。
中美关系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也最具有复合性的双边关系，对于中国来讲，美国最有可能也最有能力给我们造成最大伤害，对美国来讲中国也最有资格成为美国的假想敌。之前美国担心中国不能和平崛起，所以当2003年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提出和平崛起理论的时候，美国一片赞赏之声。但现在的情况是，美国对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疑虑重重。中美关系变动的核心的原因是什么？我认为，是中国全面崛起的效应和美国相对衰落的忧虑。
资料来源：进口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BEA）；GDP数据来自美国农业部国际比较数据（USDA）
随着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加速接近美国，学界梳理了各种判断，基本上都指向了这样一个预测：中国GDP规模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这样的预测对美国来说具有重大冲击力。
2008年欧美债务危机以来，随着中国在全球影响力的进一步增强，美国实力相对衰落，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随后中国在战略上做出了一系列的创新，包括“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得美国越来越聚焦于对中国的遏制。在奥巴马时代，美国已经开始实行所谓“亚太再平衡的战略”，调整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布局战略，转向亚太地区。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后，美国走向了对华战略遏制。
现在中美两国在“修昔底德陷阱”边缘徘徊。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世界历史上有七次新兴强国超过传统强国，六次发生了持久的对抗和战争，其中五次热战、一次冷战。这分别是16世纪西班牙对荷兰，17世纪荷兰对英国，18、19世纪英国对法国，20世纪英法对德国，1914和1941年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这是五次热战），一次冷战爆发于苏美之间。只有英美霸权转移是以和平方式处理的，但也存在争斗。英美之间能够出现和平的权力转移，是因为美国崛起没有挑战到由欧洲主导的国际秩序，没有像欧洲国家一样进行殖民地或者领土扩张，因为一旦出现这样的扩张，就必然要出现激烈的战争对垒。美国依靠国际贸易增加国民财富，建立商业帝国，这是美国独特的发展道路，随后在应对法西斯的问题上，美国和英国通过1941年《大西洋宪章》实现了理念接近，从而为霸权的和平转移提供了观念基础。这种解决方式对中美关系是否有启示意义，还有待观察，而中美之间能否避免冷战、热战和冷核，能够实现战略创新，这是我们现在关心的核心问题。
对世界而言，现在的忧虑不仅仅是中国全面崛起的效应，还有美国衰落的效应，当然美国衰落被形容为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美国人经常把美国衰落先喊起来。美国是一个在战略上有很长远考虑的国家，对自己和世界实力的变化是密切关注的。比如说冷战爆发之后，苏美之间经过长期的对垒，到60年代末就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1968年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演说，指出世界存在五大力量中心，即美国、苏联、日本、西欧和中国，开始高度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事件”爆发，两个国家出现军事冲突。有鉴于此，在多年秘密谈判和私下接触的基础上，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情况下，于1972年访问中国，达成了中美共同对抗苏联扩张的共识。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开始衰落，出现苏守美攻的局面。冷战刚结束时，曾经一度有过“美国衰落”的争论，但是随后美国着力实施“单极世界”战略，走向“先发制人”。可以说，美国战略调整是随时的，长于进行战略谋划，随时进行战略调整，关注自己有可能出现的衰落。2008年欧美债务危机在发达国家中心爆发，这对美国的打击是非常深重的。从经济实力角度上讲，美国确实不像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那么强大。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美国不仅仅硬实力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软实力也发生了变化。特朗普采取的战略措施是退出它曾积极承担的国际责任，只关注自身利益，和诸多国家打贸易战。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确实进入了衰落状态。当然，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不能把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对照来看，仅仅以中国崛起对照看待美国衰落是不完整的，容易得出错误的结论。”如果对照来看，把中美推入到全面对抗的状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
美国的衰落确实已经出现，在一个新全球化时代，一个大国兴衰加速的时代，随着发展中大国群体性的崛起，传统的大国进入到衰落状态已经成为必然。而且现在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可以总结为三个转移：权利转移（powershift）、问题转移（problemshift）和范式转移（paradigmshift）。大国兴衰在加速，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地区集团的作用都在彰显，这时世界的行为体已经不单单是国家。随着世界发生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应对不能靠一个国家单一的力量去处理。随着全球性问题的增加，解决全球性问题的范式也发生了变化，以协调与合作为主导的方向决定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全球问题上一锤定音，如果没有其他的国家帮助，美国无法实现其战略意愿。这种情况美国当然是焦虑的。我们认为，美国不再是英文意义上的“霸权”，因为英文上的“霸权”是中性词，它代表主导和管控，而在中文中，“霸权”就是所谓的霸权主义，实行霸道。现在的美国的做法完全符合中文意义上“霸道”这个词，同时，由于他将其自身衰落原因锁定中国，对中国充满了疑虑，因此美国的衰落不仅仅是美国自身的忧虑，也引起了世界的动荡。
由于美国把竞争的重心锁定在中国，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中美之间仍然有紧密的接触，但是双边关系的稳定性明显下降。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由于缺乏战略信任，双方早就多有碰撞。在经济贸易金融领域，特朗普针对华为采取的一些措施令我们明显感觉到，中美在经贸领域的纷争是很难在短期之内消除的，我们可能要做好充分长期的准备。在人文社会领域双方的交流其实非常密切，有非常多的二轨（track2）、一轨半（track1.5）的交流机制，但是在最近两年，美国对中国设防非常严重。很多从事美国问题的专家被吊销了签证，无法进入美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现在是一个变动的世界，一个变动的世界就需要两个大国进行密切的合作和更多的交流，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双方立场相左，在国际事务当中经常出现的一个局面是，不管中国提出的方案是否合理，美国都会跳出来反对，就像一个律师在法庭上睡着了，醒来以后不管对方说什么都说“我反对”。这样，中美之间就存在发生冲突的风险，这种风险是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导致的。中美之间存在结构性的矛盾，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处于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战略考虑，在结构层面上有一些冲突也是自然的，同时也有不同的国家利益，而且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双方不仅仅着眼于一时的处理，而是更加着眼于长远和战略判断，双方矛盾突显。此前中美之间冲突摩擦的内容相对单一，领域也比较集中，例如1990-2010年的5次中美贸易冲突中真正和其他问题挂钩的不是特别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解决。近年来，中美博弈几乎涉及到方方面面，各种问题环环相扣，美国明显表现出对中国战略遏制的心态，甚至走向极限施压，刚刚谈到的“全政府对华战略”的提出，显然代表了美国要调动一切力量跟中国进行竞争的决心。
三、西方大国兴衰的规律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三个方面是西方大国兴衰的规律。之所以说是西方的，是因为它并没有对东方的历史进行深入的总结。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尤其在国际问题上，西方惯有冲突性思维，就像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曾指出的，“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而中国强调义利之辩，讲求正确的义利观，这两种思想有很大的对照性。
按照西方的理解，不管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实力是否接近，都会出现一种制衡冲突甚至战争的状态。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欧洲的边界都是打出来的，而中国的边界很多是自然形成的，因为中国有朝贡体系，历史上更多地将文化、贸易作为战略手段，但欧洲并非如此。看西方历史时可以发现，战争是常态。前面谈到英美出现了和平的权力转移，实际上十九世纪第二个十年英美之间也出现了小规模的战争，英军放火焚烧了美国白宫，只不过双方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事。真正出现相对无战争的状态，大致是在二战结束之后，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大国之间没有出现直接战争。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走红，是因为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埃里森（Graham Allison）的著作《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从这本书中展现的西方的逻辑来看，战事是不断的，他梳理了历史上的16次冲突，只有4次是没有战争的，无战争的情况我们前面也谈到了两次，英美之间的和平转移和苏美之间的冷战，其他两次根本还没有到所谓的新兴大国超过传统大国出现实力对垒的状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本书不是一个特别严肃的历史著作，它可能只是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启示，中美之间能否和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当然，这本书对中美关系的分析有其深刻之处，这两年中美之间的矛盾也使得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特朗普有他的一贯性，1988年他在奥普拉的脱口秀节目中就表达了自己的外交理念，他说：“我并不谴责日本人，我对日本人抱有很大的敬意，但是他击败的是我们自己。”他表示如果自己能够当选，就让美国从25年来占他们便宜的国际那里，赚很多钱来改变现状。当他作为美国总统面对中国时，他采取的理念和30多年前的想法是一致的，只是他的竞争对象从日本转到了中国。
美国现在之所以如此不安和忧虑，是因为美国的软实力确实衰落了。无论是退出国际组织，还是放弃承担国际责任，都使美国软实力受到了巨大的损害。与此同时美国的硬实力也受到了挑战，美国的硬实力的物质基础是美军和美元。当然美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有盟友体系，有全球性的军事基地，拥有先进的军事技术，美国一国的军事开支比紧随其后的15个大国军事开支之和还要多。但是美国陷入到很多战争泥潭之中，难以从中东、西亚和欧洲抽身。再加上现在出现的财政困境，美国一方面要让自己的经济强大起来，一方面又要从全球进行战略收缩。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有巨大收益，但是最近几年，诸多币种都进行了国际化的努力，欧元、日元、人民币三者所占份量虽然还没有像美元那么强大，但已经对美元构成了挑战。所以，从硬实力和软实力两方面看，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全面的。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当面临内外挑战时，内心深处肯定是躁动的，目前并没有十足把握通过战略调整实现其意愿，这就是现在的美国。
四、中美相互的战略认识
在中国眼里，美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对象，原因是美国担当世界霸主这么多年，其战略思考是深远的。1893年，美国GDP成为世界第一，1900年其工业产值是英法德三国之和，但是美国并没有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时候接过世界经济的领导权，而是1956年第二次苏伊士运河危机才接过世界领导权。当时英法要从中东撤军，苏联要进入，如果让苏联主导中东，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就要受到挑战，美国这才接过了西方世界领导权。从国家实力占据世界第一，到接过西方世界的领导权，美国用了六七十年的时间，美国的思考和耐心值得我们深入分析。
美国从成为世界霸权之后，就有一种恒久战略意愿，即护持霸权。面对东亚变局，美国人坚决不让步的原因就在于，如果美国退出东亚，它就将不再是一个全球霸权，而退守为一个地区性的国家，这是美国无法承受的战略底线。所以美国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护持他在全球的领导地位，确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维系他所主导的东亚安全格局。在历史上，东亚国家曾经在全球一马当先，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印度的崛起，东亚有可能恢复历史上的荣光，美国想要独霸东亚是不可能的，所以其长期战略方式就是联合地区二等强国对抗一等强国。
有记者问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能否用两个词概括美国的战略。鲍威尔的答案是，partnership和leadership，具体地说，美国的战略就是通过建立同盟关系，维系世界霸权，这是恒久的意愿，也是长期的战略。
现在的美国仍然力图维系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世界发生了变化，美国的战略方式也发生了变化，但是他的目标并没有发生变化，比如说构建由盟国新伙伴国际制度等组成的全球体系，美国提出了所谓“菜单式联盟”，即根据任务不同而确定新的伙伴，目的就是为了调控大国关系，制衡它要管控的对手。第二个路径，就是要确保在东亚的主导地位，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是靠其安全上的主导保持的，在东亚，美国安全上的这种设置被称之为“轮辐体系”，美国是车轮，其他国家是辐条，美国通过双边的方式，管控东亚的安全，但是随着中国实力的进步，它发现这样一种方式恐怕不稳定，所以它现在促进盟国之间建立横向的关系，目的就是形成对中国软性的包围圈。在维系东亚的军事方面，美国采取了更多的手段。但是美国的问题在于它的实力越来越不够了，因为它的目标太过宏远，如何保持实力和意愿之间的平衡，这是美国最焦虑的战略议题。美国对华政策已经发生质变，但中美关系还没有完全定型，这是一个塑造中美关系的关键时刻。
美国密切关注世界趋势、大国动向和本国情势，进行战略谋划和战略调整。最近几年美国非常明显的战略调整是，把中国作为锁定的竞争核心。在经济上，美国强调要使它自己再次强大，这是美国霸权的基础，为此美国不惜挑起一系列的贸易争端。第二个方面，调整地缘战略的布局，改变过去先欧后亚的战略，转向重点应对亚洲问题。美国发现传统的亚太概念无法建立对中国的软性包围圈，于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印太”概念。美国谈印太的时候是把安全作为主导方面的，以安全为抓手，调整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致力于构建新的霸权，调整同盟关系，重心是加强双边关系，构建一些新的同盟和准同盟关系。近年，美国和印度、越南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安全方面，把中国当作最大威胁已成美国新共识。近几年，美国全面转向东亚及其周边地区，构建印太战略。美国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全面加大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投入，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利用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忧虑，通过加强军事同盟、深化安全合作、调整经贸关系等途径打造对华包围圈。这些国家还有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的二分趋向，因此美国要用安全抓手逼迫它们选边站，这些国家并不愿意为美国火中取栗。典型的就是新加坡，在2019年香格里拉安全对话会上，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重要讲话，呼吁中国和美国不要打起来，代表了新加坡对美国和中国的新考虑。美国要强化多边军事合作，大幅度提升与印度、日本的战略合作关系，视之为制衡中国影响力扩大的亚洲之石，以此为基础打造美国主导的印太安全体系。虽然中印关系存在着领土上的矛盾，但是印度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印合作大于冲突，印度绝对不愿意为美国火中取栗，且自视为不结盟领袖，这是我们可以利用的战略因素。
面对十八大以来中国发展的走向和外交态势，美国战略界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结果就是出台了一系列的报告，锁定中国对手。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加速崛起的中国是美国最大的长期性的威胁，中国是美国是战略竞争者和经济侵略者。”2018年初，特朗普在当年的《国情咨文》中把中国定位为“对手”（rival）。美国人把十九大报告视为中国未来全球霸权统治的计划，中国要实施地缘扩张和意识形态输出，谋划用中国的新时代取代美国的旧时代，在亚太地区推进新朝贡方略。201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指出，“对美国繁荣和安全的主要挑战来自修正主义大国的竞争。这种竞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暂时的和单个领域的，而是战略性、长期性和全面性的竞争。”修正主义主要指的是中国和俄罗斯，这种竞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暂时的和单个领域的，而是战略性长期性和全面性的竞争，这些报告基本上锁定了美国对华的战略趋向。2018年10月4日，彭斯发表“新冷战”演讲，认为中国比以往更活跃地使用其力量，来影响并干预美国的国内政策和政治。美国开始对中国的行动展开决定性回击。
总体上来说，美国对华的政策已经从接触转向“规锁”，即规范中国的行为，锁定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和水平，把中国的发展方向和增长极限控制在无力威胁和挑战美国世界主导权的范围之内。这样的一种战略目标无疑是非常全面的，美国在诸多方面上对中国进行了全面的极限压制。
五、新时代的中国新外交
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的外交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和战略前瞻，明确提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要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强调了两大目标，即“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包含着三个方面：第一个利益共同体我们强调共享，不强调独占；第二个是责任共担、大国多担的责任共同体；第三个是共同规划世界未来的命运共同体，它代表了中国的世界理想。中国是一个有理想的国家，中国的国家理想是大一统，中国的社会理想是大同，中国的世界理想是天下，在当代，这些理想都在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代表了中国的新国家理想，人类命运共同体代表着新时代的中国世界理想。
中国笃定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也要认识到崛起国家最大的风险在于，高估自己，盲目扩张，民族主义情绪激进，走偏方向。风险主要来自于内部，当然外部也有风险。对中国来讲，第一个路径就是继续确认，以国内建设为核心的战略布局，促进国家平衡性的发展，这里的平衡性发展，不仅仅是要应对三大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还要解决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生态六大领域的平衡发展问题，这样才能夯实中国全面崛起的基础；第二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同时理性扩大国际责任，当然也要讲求责任权利的平衡，积极要求增加相应国际权利；第三要把握好能力和责任的平衡，不能放弃韬光养晦，也要争取更大作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前面谈到了人类命运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我们还有对和平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强调除中国外的其他的国家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大家都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条路才能走得通。中国强调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这些都是具有创新性的。我们的外交总结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它以中国特色为根本，强调中国独有的制度基础和源远流长的文明传统，致力于走出一条与传统大国不同的强国之路；以大国定位为基石，中国从一超多强的格局中脱颖而出，成长步伐坚定而从容；以和平主义为底色，强调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时代潮流和自身利益的抉择；以合作主义为路径，以变革自身为基础，以融入国际社会为路径，以渐进为核心方式；以共赢主义为指向，强调以共赢取代独占，推动各国同舟共济、携手共进。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中国正在积极锤炼全球视野。全球治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尤其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过去的治理无法适应全球化的新形势，于是出现了二十国集团（G20），中国成为二十国集团中举足轻重的大国，开启了全球治理的改革。在全球治理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有了新的战略指向，就是要做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理念引领者。1997年亚洲治理危机，中国积极应对，宣布人民币不贬值，要做世界负责任的大国，确定了与东亚共存共荣的积极关系，推动中国成为东亚重要的战略支柱。2008年全球治理危机，中国和西方国家推动共渡难关，迅速扩展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全球大国。应对这些危机，中国斩获甚多，积累了信心和经验。可以说，在未来参与全球治理这方面，中国是有信心的；在应对中美贸易冲突方面，也是有信心的。
中国的战略诉求就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同时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其他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同时现在中国体量太大，已经没有便车可供中国搭乘，我们应该为其他国家提供发展的便车，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这是中国新的角色，也是十九大报告所确立的新定位。
中国从国内、地区、全球等三个层面都进行一系列的实践。在国内，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深化改革，进一步夯实国家发展的基础。在全球层面上，中国同时注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积极担当发展中世界和发达世界的桥梁，促动发展中世界和发达世界的合作，积极塑造长期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以正确义利观为引领创新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同时在全球致力于塑造战略伙伴关系网络。如果说过去我们更加重视战略伙伴在政治上的协调和经济上共享，现在就是更加注重战略伙伴关系，使它更具有全面性和战略性。
当然，中国已经是全球性的大国，但还不是世界大国，我们距离世界大国还很遥远，对世界上大国崛起之路进行历史总结，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大国都是从所在地区占据主导地位逐步发展起来的。对中国来讲，把东亚打造成中国崛起的战略依托地带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积极加强与东亚的关系，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和亲诚惠容的新周边理念。无论是和东盟的关系还是和中亚的关系，我们都在积极深入，“一带一路”就是明证。虽然“一带一路”是一个全球性的战略创新，但它也是有重心的，重心就在东南亚和中亚。
夯实中国全面崛起的战略重心，就是我们的周边，尤其是东亚。21世纪的世界是地区组成的世界，地区合作澎湃汹涌。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各种合作都在进行。东亚一直是世界大国竞争的重地。中国在东亚的一举一动牵动了周边国家的神经。现在的东亚出现了中国、东盟、美国各领风骚三架马车鼎足的局面。
最不能释怀的当然是日本，面对中国实力的增长，日本曾采取非常高调的姿态，利用各种因素遏制中国。现在中日关系开始全面回暖，这一次回暖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对冲。从2014年开始，日本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与中国对垒下去，日本会受到很大的损失。在这种状况下，日本开始调整对华战略。中国也期望在全球波动的时候，地区关系是稳定的。现在的中日关系正在经历一个历史性的重构。从未来的角度上讲，中日关系从竞争走向协调的主线，如何塑造中日关系的新时代就变得至关重要，但是中日之间的矛盾还是要关注，最核心的是钓鱼岛问题和东海问题。如果历史摩擦的问题能解决好，双方的基础就更加坚实了。中日在这个方面都表达了一定的信心和管控能力。面向未来，我认为，对于中国来讲，要深入解读日本。除了消极的方面，我们也要看到日本积极的方面，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但是更要面向未来。历史上来说，不仅仅要看到中日之间不友好的历史，还要看到数千年友好的历史，还要看到二战以来日本总体走的和平发展道路，以及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我们对日本应该进行一个全面而辩证性的评价。在积极发展中日经济关系的同时，要在非传统领域加强合作，开展更有效的对日本的公共外交。民调显示，日本的精英非常期望与中国加强交流和合作，日本民众对于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却深有顾虑。《人民日报》和日本言论NGO合作调查的结果表明，日本对中国好感率依旧低于20%，因此，非常有必要加强人文交流、化解积怨，为中日关系转暖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东盟实力不大，但是政治影响很大，它扮演着东亚一体化的领导者和制衡者的角色。东盟非常担心丧失它的主导地位，实施大国平衡术。面对东盟，中国采取了非常积极的做法，支持东盟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在加强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推进一带一路在东盟的落地方面，中国都在努力。
美国在东亚的核心利益，就是要确保势力均衡状态，这种状态以美国安全上的主导作为支撑。美国积极充当“离岸平衡手”的角色，有意在东亚保持甚至制造紧张关系，利用中国和邻国的间隙，推动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合作，可以说，美国是东亚秩序外部的搅局者。尽管日本积极推动中日关系的转暖，但在东亚格局上不会放弃其既有的战略两面性。
在这种状况下，中国要积极推动东亚合作，首先要有一种开放的心态，不要想把美国人赶出去，而是希望它发挥积极作用，要进行战略协调，推进东亚合作，坚持共同利益的路径，积极承担大国责任，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既要做到雪中送炭也要做到锦上添花，真正让东亚国家感受到中国是积极的、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东亚合作。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东亚的这种状况是历史造就的，不是一时能够改变的，要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抱持战略耐心，善于等待时机。
六、中国对美新方略
中美关系新的战略趋向在逐步形成。中美战略竞争的范围和深度在不断扩大，美国认为中国的挑战不仅仅是经济挑战、安全挑战，也是意识形态挑战、制度挑战乃至文明挑战，这样一个层层推进的关系，中美关系有走向战略对抗的风险。双方的竞争将向安全领域和地缘政治领域延伸，目前贸易、技术领域美国表现的已经很充分了，未来利用台湾和南海问题滋事，冲击中国国家的安全是其必然的战略趋向，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
中美战略竞争和东亚地区的主导权是密切相关的，东亚主导权的竞争已经出现在中美之间，所以美国利用南海、东海向中国发难的次数增加，美国甚至提出印太战略新构想，以广领域、全方位应对中国崛起。中美关系站在了新的十字路口，旧的共识已经坍塌，但新的政策框架尚未定型。
当然，中美关系还有塑造的空间，中美进入到战略竞争阶段，毛主席曾经有“论持久战”之说，按照持久战战略防守、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阶段的理解，当前中国处于战略防守期，这是最艰难的阶段。中美进入战略竞争阶段有其历史必然性，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抱持战略远见，不盲目自大，亦不妄自菲薄，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不诱于誉，不毁于非。
应对中美变局，要认清中美之间存在的巨大的实力差距，不能因为特朗普为所欲为，就认为我们在软实力上超过了美国，硬实力上我们与美国更有巨大差距。在这样状况下，我们必须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这样才能够形成全球对中国的深入理解和接受的基础，同时我们要充分理解美国衰落的忧虑。在可能的情况下，要促进中美战略理解和战略信任，努力消除误解和误判。两个大国不应该仅仅把解决分歧作为目标，因为解决分歧只是消极的，更加积极的措施就是寻求共同利益的拓展。
应对中美贸易，中国的两份白皮书清楚表明了中国的战略路径。《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2018年9月24日）指出了中国的态度，即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坚定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坚定维护并推动改革多边贸易体制、坚定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坚定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促进互利共赢合作、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2019年6月1日）清晰阐明了双方进行磋商的过程，表明了我们的立场就是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相向而行，诚信为本，但是美国并不希望平等互利，它提出的很多要求已经冲击到我们的体制。在这种状况下我们的态度非常明确，中国不愿意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要谈大门敞开，要打奉陪到底，这个态度是很坚决的，不会改变。同时也可以看到，中国采取了很多积极的措施扩大全面开放，在深化改革基础上大幅度放宽了市场准入和营造营商环境，打造开放高地，并且在知识产权保护各方面都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开放领域方面尺度之大也超过了过去。十九大以来，我们推动了进一步的全面开放，形成了良好的布局，为我们国内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最后想跟大家谈一谈我们能够做的有哪些，主要有如下八大战略抓手：第一，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聚焦经济发展和国家建设，夯实中国全面崛起的基础；第二，抓住时机塑造战略机遇期，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全面对外开放；第三，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实现中国国际合作战略创新；第四，坚持和斗相兼、斗而不破的战略原则，加强双边战略管控，深化复合相互依赖；第五，在经贸问题上，稳住阵脚，善于通过合作和妥协来化解冲突，同时继续在全球拓展经济合作空间，积极寻求占领战略制高点；第六，在安全问题上，善于守拙，防止东亚和亚太地区冲突频现；第七，在国际事务上，共同推进新型全球化，抓住机遇推进国家利益的全球布局；第八，推进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建设，形成平衡和制衡美国战略对冲的稳定态势。
【问答环节】
问题1: 现在中美贸易谈判你认为破裂了吗？中美贸易谈判有没有可能谈成？大概什么时间能谈成？
门洪华：你问了一个我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我没有参与谈判，对决策进程并不了解。从现在的资料看，6月2日我们发布的白皮书，标明了这一次谈判中间出现波折的根本原因，是美国三次出尔反尔，双方就一些重要的文本已经达成了共识，接近讨论文本最后的阶段，但是美国又提出了新的要价。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提出更多的要价是一个必然的趋向，我不知道特朗普想不想谈成，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美国精英不希望看到中美之间就这次贸易争端达成协议文本。第二，即使双方领导人能够在大阪G20会议上再一次会面，推进协议谈判继续进行，短期之内就这些重大问题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美国的要价已经冲击到了我们的体制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我们坚守立场，在重大的问题上绝不让步。第三，即使我们就现在贸易争端问题达成了一定的协议，双方形成了阶段性的成果，这并不意味着中美贸易战会终止，这可能仅仅是第一个阶段争端的结束。我个人理解，中美贸易战一旦开始，在很短的时间，甚至十年八年未必能见分晓，我们必须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我觉得未来不仅仅是贸易冲突的问题，还有其他各个方面的问题都要涉及，贸易冲突只是一个引子。
问题2 ：中美贸易战基础上全球化调整有什么变化？亚洲经贸合作会有什么变化，中国对外开放有什么变化？
门洪华：变化其实都很多。对中国来讲，这些年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外来的压力变成了我们发展的动力。中美贸易战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中美贸易战，我们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就不会有这么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就没有积极促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一些新政策的出台。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我们也有前瞻性的布局，比如说“一带一路”，我们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合作有了更深入的把握，也有了更全面的框架，我们应对中美贸易战就有了更大的信心。因为有了中美贸易战，美国不仅仅在安全、经济上，甚至在文化上也冲到我们家门口，在这样的格局下，我们更深刻认识到东亚合作、亚洲合作对中国的重要性，面向未来推进亚洲的合作，必然是我们坚定的路径。最近，中日韩自贸协定在稳步推进，RCEP谈判加速进行，日本学界开始提出希望中国加入TPP。从未来的角度讲，我们还会促动亚太自贸区谈判的深入。在经贸合作方面，我们可能会推进进一步的制度化合作，这将是我们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我们也会进一步推进国内的自贸区实验，对内对外形成一个新的联动格局，这种联动是国内国外联动、陆海联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联动。
第三个方面，从全球看，中国进一步深刻认识到，世界不是铁板一块，发达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不同国家面对变局的时候都会有其利益理解、全球化理解和把握，从未来角度上讲我们应扩大与日本、印度等国家应对和塑造新全球化的力度，推进与欧洲的合作，也要与美国进行更好的协调，使新型全球化成为一个共识包容的全球化，而不是非常狭隘的理解。对我们来讲，这次贸易战不仅仅教训深刻，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了更多的未来发展空间。
问题3 ：我对印太战略比较关注，想请教一下，今年4月份印度外交部已经形成了印太部，这是不是一个信号，印太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启动，双方的博弈号角已经拉响，从中美博弈视角来说，中印关系可塑性何在？
门洪华：印太战略的起源是和中国竞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首先提出了“民主而自由的印太”。特朗普接过这个概念，将印太与对华战略竞争联系在一起。印度一开始对印太战略的提出是持开放的态度，但是现在印度很明确的说“印太”是一个经济概念，不是安全概念也不是文化概念。日本有两种声音，第一是在重要的关键时刻少提“印太”和“一带一路”的对冲，第二强调希望中国能够理解“印太”，让“印太”和“印太”并行，最近我们看到中日之间进行了一系列协调，发生了积极的变化，日本通过第三方市场共同开拓，实质性的参与了“印太”。
未来看印太战略，我个人觉得一个方面是一定要认清楚，这些国家提出印太战略背后的逻辑，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因为随着中国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地区大国，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我们再往前走，走到这个世纪的中叶，我们会成为世界大国，一个世界大国对一个地区的变化应该持一种包容的态度，就像过去中国是不接受“10+6”的，我们强调亚洲合作10+3是主渠道，日本提出“10+6”，将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拉入，其目的是平衡和制衡中国。我2006年到2007年在日本做访问学者，和日本人争论这个问题，日本人说你们不接受，我们的目的就是不想让你接受，就是要告诉你，我们有不同的想法，结果现在RCEP就是“10+6”的范畴，现在我们甚至接过了美国人放弃的“亚太自贸区”构想。未来，我们可能会对“印太”采取创新性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中印之间未来合作的空间巨大。美国人对印度和中国采取不同的做法，对中国是棒喝，对印度是捧杀，以推动龙象之争，但是中国和印度非常明确认识到了这样的方向是不符合双边利益的，所以双边并没有接受这样一种说法，反而加强了合作。从未来的角度上讲，随着全球化变局的深入，双方战略空间都在扩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歧一定存在，中印各有自己的战略布局，就像前面我跟大家谈到的，印度是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国，他领导了几十个国家，而就中国来讲，无论是战略伙伴关系还是“一带一路”，我们都团结了很多国家，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如果中印之间能够加强沟通和合作，世界格局就不一样。双方都认识到进行战略协调的必要性，我相信，未来两个国家有足够的耐心协调双边问题，中印合作进一步展开。
文字整理｜陈子君 英文｜王其珍 王弘书 摄影｜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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