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45讲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研究员江小涓就“新中国对外开放70年——国情、改革及全球化” 发表主题演讲。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研究员江小涓演讲现场

　　江小涓表示，中国40年开放指标明显高于增长指标，对外开放的贡献是突出的。中国从一个极其小的出口经济体变成了全球对外贸易量最大的国家。作为进出口贸易大国，我国的对外贸易度依存度较高，是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外资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明显。

　　“我国已经是一个开放度较高的经济体。”江小涓表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大意义在于这一过程尽快地解决了国内生产要素极度失衡状况，引进了资金和先进技术，推动了国内体制改革，参与了全球分工体系。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虽然这些农村劳动力看上去并没有失业，但是按照农村人均拥有的土地资源来看，其边际生产力几乎为零，这是发展经济学中很典型的隐蔽性失业。作为看不出来的失业人口，它的边际产出是非常小的，并且它没有获得其他现代化产业的就业机会。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为数量巨大的隐蔽性失业劳动力寻求变现的机会。当要素极度失衡时，富裕要素得不到进入现代生产过程的机会，而且极为廉价。我们只有将多种生产要素结合，才能开始现代生产过程，这一过程仅靠国内自己的积累速度是很慢的。

　　“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是出口劳动力，它是全球就业的载体。”江小涓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出口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解决了我们的要素结构极度失衡问题。我国将原来低收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其进入现代产业，提高收入提供了重要机会。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就在大规模引进资金及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了现代产业体系。例如，中国引进的“156工程”遍布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工业部门，这在我国50年代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整个经济发展规划的核心部分。改革开放以后，伴随外资的技术引进水平渐次提升，“外资”做为我国资金来源的地位先升后降。伴随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全球分工体系的迅速扩展和深入，我国通过引进外资全球价值链中找到位置，分享全球生产的益处，更好地与全球主流产品和技术相关联。

　　江小涓表示，我们的开放政策长期倾向于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鼓励资金流入、限制资金流出，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面对的政策条件也各有优劣。总体上看，这种倾向性是由我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竞争力所决定的。现在，各方面的条件和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我国可以向中性开放体制转变，更有效地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