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情讲坛』第46讲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报告厅开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宇讲席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宇宁就“新中国工业化70年再探——要素组合与国际比较”发表主题演讲。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宇讲席副教授，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高宇宁演讲现场

　　高宇宁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经济规模跃居全球首位。我国已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按现价美元测算，中国在2010年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自此以后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成为了第三代“世界工厂”。

　　“中国工业化不仅仅是追随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过程，甚至是一个超越了发展阶段的工业化推进过程。”高宇宁认为，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工业化本身对于上下游产业具有拉动作用。中国的工业化实际上经历了一种由国家力量强制推动重工业化的过程，是以超高的储蓄率来驱动的结果。所以，中国所形成的产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实际上远远超越了中国的发展阶段。通过加入WTO世界生产体系，再度释放工业生产的巨大潜力，中国最终真正成为了世界工厂。中国工业在全世界分工体系所占地位以及从事的相应工作，相当于中国人均GDP三、四倍甚至五、六倍的经济体。

　　高宇宁表示，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遇到巨大的挑战，如果仅仅使用二元对立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没有办法吸收中间的这些劳动力的。因此，我国提出了四元经济框架，如果观察中国经济，你会发现在农村的传统部门和城市的现代部门这样简单的二维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两个维度，即农村非农业部门及城镇非正规部门。四元经济的重要意义在于与工业化伴随的城镇化过程为工业化活动提供了空间基础。农村非农业部门为农村隐性失业劳动力提供“变现”机会，城镇非正规部门在社会保障不完善的背景下提供了“缓冲器”。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正是因为我国有一个非常灵活的、成本相对低的城镇非正规部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中国的大型城市周围被贫民窟所环绕。

　　高宇宁表示，中国的工业化是通过逐渐建立四元经济体系实现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中国工业化实现了从人口红利到工业劳动力红利的释放，实现了资本动员意义下的国家能力构建。中国工业化的成就是其网络连接与分工基础上“超大规模性、超深分工度、超广合作度”的结果。未来，我国工业化是向基要生产函数前沿的追赶，需要进一步释放人力资本、人才红利，促进资本创新红利，实现要素优化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