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金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

　　9月14日至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撒马尔罕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米尔济约耶夫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11月10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上海合作组织要弘扬‘上海精神’”，“携手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发展共同体、人文共同体，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实践探索”。从发出构建“四个共同体”的中国倡议，到提出“走团结合作之路、走安危共担之路、走开放融通之路、走互学互鉴之路、走公平正义之路”的中国方案，新时代中国将与各国一道，沿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间正道开启新的征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最初是作为探寻人类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全球性挑战的一种新视角而提出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这是向世界郑重宣告，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富民强国的战略抉择，是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的战略抉择。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党章和宪法，并以之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举措。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出发，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倡导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边多边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此后，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场合郑重阐发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3年3月23日，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年3月25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坦桑尼亚期间发表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这些演讲充分彰显了中国着意深化双方政治互信、拓展经贸合作、密切人文交往，构建息息相关、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愿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和难题，它的理论视野是全球治理，实践范畴是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价值追求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立足点是全球化，实现路径是共商、共治、共建、共享。“四个共同体”重视从实践层面解决人类面临的紧迫问题，其价值在于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

　　命运与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衷共济、天下一家思想的内在追求；“四个共同体”为新型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的合作观、安全观、发展观和文明观提供了路径指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探索提供了理论遵循。

　　宏大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构在具体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之上的。基于这种由微到巨、由小到大的共同体认知，中国提出了中非共同体、亚洲共同体等理念，充分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表面上是国家政府间的合作，本质上是世界各国人民一致性或共识性的身份认同。“四个共同体”从实践层面上，明确了构建世界发展共识和身份认同的路径。中国应加快对“四个共同体”的价值传播和话语创新，让全球民众充分体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一，借助历史记忆形成共同体的内聚力。中外友好交往的历史是激发和再生共同体意识的源泉。中外友好交往故事和经典事例是中国人民和其他民族共同分享和纪念的过去，是中外人民自我解读和自我理解的重要方式。可通过挖掘和传播中外友好交往故事和经典事例，构建出人们关于和谐社会或理想社会的“记忆之场”，进而加强中外人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通过历史记忆强化共同体成员身份。

　　其二，通过仪式性活动强化共同体意识。节日庆典或政治仪式建构起一个符号空间，在这个符号空间中仪式行为和象征符号能够唤醒和激发所有参与者和观看者的集体意识和情感，从而产生凝聚力和价值承诺。中国政府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世界媒体峰会等全球性的经贸、外交和人文交流活动，我们要把这些活动转化为媒介事件，通过这些活动的直播报道激发、维持或重塑各国民众的共同体意识。

　　其三，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阐释中国方案。从过程论角度来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建设要经历话语意识的觉醒到话语核心的确定，再到话语核心的开发与传承，最后上升到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对外传播。理论界和公众要对中国话语核心形成共识，中国话语核心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围绕这一话语核心构建多元并存、一元主导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要从中国实际出发，破除西方的“制度单一论”“制度优越论”，坚持“制度多样论”“制度自主选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