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进川（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人类命运共同体统筹了中国与世界、民族国家与世界关系发展的内核，彰显了至善性秩序价值、共享性利益价值与解放性发展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现代化强调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中国的新世界观念。要想真正发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引领作用，则需把握好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传播的叙事价值。

　　至善性秩序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就是冲突不断发生与调和的历史。但从历史的呈现来看，既有的冲突并未能完全通过全球化与国家主义的逻辑调适得到有效解决。其根由在于，全球化虽然凸显了世界的关联性和依存性，但在资本化的扩张逻辑与国家主义的领土逻辑双重作用下，无法获得趋向于善的内在伦理动力。相反，以利益分割与权力获得为内核的竞争性与冲突性，构成了此双重逻辑在当代实践中的重要表征。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与共赢，它强调了世界横向关系意义与纵向历史演变意义、过程意义与结果意义的至善性价值取向，并成为超越冲突与霸权的新世界秩序伦理之精神核心。它表现为“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同生共荣、同进同退的国际伦理意识”。以此为价值指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观强调世界的可持续性、普遍性、共同性、开放性、生态性，主张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义与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立场，推动和平世界、安全世界、繁荣世界、包容世界与美丽世界的形成。在心理与社会层面，它建立起贯通不同的“类”层次（即世界或人类之成员）的世界性归属感、依赖感、互促性与发展感。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解答了“世界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的内在缘由。

　　共享性利益价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至善性秩序价值不仅仅是规范性意义上的，而是有其现实性的利益分配基础。但与任何现实主义的冲突论观念所主张的利益分配不同，它强调共享性利益价值。在世界范围内，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建立跨越领土、国家与民族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赋予了一般参与者较高的自由度，以人性作为稳定、可持续的维系纽带，从而消除绝对意义上的‘他者’”。作为对世界未来的过程性与具体历史性的自觉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以普遍的合作、共治与共享为皈依，既反对旧式的民族国家扩张模式，也反对任何利益独占或寡头型利益分割模式。在分配正义意义上，共享性利益价值对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狭隘性予以纠偏，统筹民族国家发展与世界发展，主张以民族国家的发展促世界的发展，以世界的发展促民族国家的发展。这是一种发展互促、发展共进、发展可期的世界性发展与共，是世界发展之美的共享性生成路径。各国相互协作、优势互补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各国在这一进程中逐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利益共享价值包容了世界任何国家对利益的共同分享性，并对以国家大小、国家强弱、国家制度差异等作为利益共享的排外标准的任何做法都保持了观念批判与实践纠偏。

　　解放性发展价值。解放本身是一个褒义词汇，含括了摆脱人身关系依赖、政治依附与秩序的封闭性，进而导向更为广阔发展前景的关系等内容。发展本身拥有价值，但不同的发展达成的普惠性差异往往意味不同的解放意义，甚至有走向反解放的可能。人类命运共同体解放性发展价值带来了思维与实践的转变。思维的转变表现为：以高级神经系统支配的“我们——我们”思维实现对文明世界的构建，它超越了初级神经系统的“我们——他们”的导向，有利于保持人类的基本同情，帮助意识到人类的共性和独一无二的个性，并可以降低冲突的程度，减少一个个刻板化的印象，不断促进通过建设性的交流、谈判，而不是仇恨来解决问题。实践的转变表现为：不再是停留在关于权力的支配，以及由实力钦定的可选择性，甚至是排他性的国际尊卑秩序。它积极回应了一个关于世界怎样发展，如何消除世界发展的鸿沟，如何以发展为基础来推进自由、民主与人权的世界性进步问题。总体上，它蕴含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秩序与追求世界公共生活的旨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