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纬文

北京城市史学者

　　大家知道北京皇城是四重城廓里从内数的第二层，20世纪上半叶它的轮廓已经消失，所以在如今年轻一代的北京市民朋友中，很多人都分不清楚皇城和宫城，有许多朋友想了解过去皇城里面是什么样子，我就介绍，皇城西边有大光明殿，绕过西什库，北边有西天梵境、雁翅楼、慈惠殿，东边有普度寺等。但他们还是比较困惑皇城的空间范围，于是后来我换了一个说法，说皇城就是从延吉冷面、秋栗香到北门涮肉，再到王府世纪，这样他们就明白了。

皇城范围示意图

来源：《北京皇城宫殿衙署图》

　　所以对皇城的空间认知实际上跟今天城市生活里的功能布局是有关系的。人们对于城市的认知要靠一些能够真实体验的设施（尤其是商业设施）去把握。这里就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到底从什么时候起百姓开始在皇城里面做买卖呢？

　　从我所能找到最早的文献来看，元代《至正条格》里有一段记载，泰定时期大都留守司报告：“世祖皇帝时分，斡耳朵后地卖酒肉做买卖的，都无有来。如今做买卖的，好生多有。”这段元代白话公文的意思是：在世祖皇帝忽必烈时期，“斡耳朵后地”还没有卖酒肉做买卖的摊贩，如今却都有了。“斡耳朵后地”是哪儿呢？大家知道元代是从草原起家的，元代的皇帝在世时将帐殿作为宫帐使用，在其去世后帐殿也作为他的祭祀单元继续延用，宫帐在蒙语里就叫“斡耳朵”（即今天的鄂尔多）。元代“斡耳朵后地”即是今天的西安门内大街一带，这里正好处在集中安置皇祖帐殿作为祭祀场所的衙署群背后。

改造提升后的西安门大街

来源：北京西城微信公众号

　　在当时看来，斡耳朵属于国家重地，但老有人在这卖酒肉做买卖怎么办？泰定帝就下令把人都驱逐出去。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动态，在忽必烈时期还没有这些做买卖的摊位，但是没过多少年到泰定帝的时候出现了商业萌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是因为这里有着产生市集的内在必然性。

　　根据元代文献记载，元代宦官们的居止在西宫后北街，即今天皇城西北部。宦官们居住的区域就是皇城服务人员居住密度最高的地方，这个地区出现生活设施和商业需求是非常说得通的。随着时间的演进，到了明代这个需求也越来越明显，所以皇城及皇城周边就逐渐出现商业空间。

　　在这个过程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有两个力量。第一个力量就是宫廷的推动。比如明武宗正德皇帝向往江湖氛围，他就构想了很多在当时看来荒诞不经的项目，《明实录》里记载，他在西安门内外兴建了一系列主题设施，包括内官经营的酒肆、花酒店房，他还封自己为镇国大将军，要为自己修镇国将军府，这些在当时看来都是儒家礼法完全不能接受的设施，被集中安置在了皇城西北角和西安门外。

　　另外，明武宗不仅给皇城留下了这些遗存，还奠定了明代一直沿用的皇店制度。在古代皇家一般是不太方便经商的，所以在明武宗之前也认为皇家亲自下海经商是不妥的，但是皇店制度却一直沿用到明代后期，到了万历年间人们都知道内官在经营皇店，不再有人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这些皇店的位置就在东安门外（今天的王府井一带），现在仍然是临近皇城的非常热闹的街市，在如今的北京东城相当于商业空间的集中分布地，实际上这种空间分布在明代就已经出现了萌芽，皇城东侧的市井繁华也由此而延续到了今天。

清末的东安市场

来源：文旅北京微信公众号

　　还有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人员聚集带来的城市基础设施需求。根据明代文献记载，到了明代后期皇城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聚集性市集，当时称作内市或者大市，这处内市从今天沙滩一带迤逦分布到太液池边。这个区域每个月初四、十四等“逢四”的日子会有内市，百姓在这里像过庙会一样。之所以有这个内市，是因为紫禁城中没有下水设施，不能处理粪秽，所以当时所有皇家的粪秽就需要每个月定期向皇城外边输送，粪车每次至少要运输大半天，借着宫门大开的机会，皇城中的内官们便与进入皇城的城市居民们设市交易。

　　明代的内市将宫里的物料与整个北京城民间的市场连接起来，宫里的一些艺术品流传到北京城的市民空间里，导致明代后期古董行业在概念上实现了飞跃。大家不再认为只有商周时期的铜器等才叫做古董，本朝宣德时期的铜炉、成化年间的瓷杯都可以认为是古董。当时北京城里最大的古董集市就在都城隍庙（在今天金融街尚存一个寝祠），都城隍庙的古董集市是每月逢五，与内市只差一天，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这两个集市对于皇家的物料流传到民间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自然、紧密的链接作用。所以我们看到皇城里其实很早就有这种商业的氛围，大家根据商业氛围来认知空间绝不是一件新鲜事。

北京金融街都城隍庙后殿/寝祠

来源：北京日报

　　到了明后期天启初年，皇家觉得在临近紫禁城的地方有这么大规模的集市不利于安防，于是就把集市迁移到了皇城外边去，这件事还引起了当时北京市民很大的舆论，市井间开始流行“大市去矣”的吐槽。到了天启末年，考虑到皇城里迫切的物资流通需求，又把内市迁移了回去。因此，在当时皇城就已经是一个高聚集度、高混合度的空间了，而显然有大量的居民才会形成高聚集度，那么皇城里的人口规模到底是多少呢？

　　根据嘉靖初年的文献记载，正德年间裁汰引入皇城的各种冗员，包括内官、锦衣卫、工匠等，一共疏解人口14万之多。当然这14万人并不都是皇城内的居民，也不全是内官，但足以说明当时的皇城已经跟现在的重点功能区一样，包含居民和通勤者，它所提供的就业岗位确实达到了十万级别，所以当时皇城已经构成了北京老城里一个重要的通行目的地与就业聚集地。

　　今天大家提起北京“都”与“城”的关系，非常高屋建瓴的一个观察就是北京城市功能的发展首先是首都功能的发展。从历史层面来看，也深刻论证了这个观点。比如元代是两都制，皇家每年在大都和上都之间往返，夏天去往上都的时候，大都基本就是空的，只由留守司来管理。等到秋天皇家回銮的时候，整个大都一天之内就涌入几十万人口，包括各种官员、官员家眷、随从等。伴随着秋天和初冬的各种活动、宴会的举办，以及国家行政中心的转回，大都很快从夏日寂静的留守地转变为街衢繁华的都会。

元上都遗址

来源：世界遗产元上都遗址官网

　　因此，北京的首都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空间构成以及人口和就业的关系。同时，首都功能和行政功能本身就包罗万象，皇城从来没有处于逻辑简单、功能单一的时期，它在成为首都之后一直都处于各种人员和功能混杂的状态。好比说皇城在元明时期还属于禁地，但其实到了明代后期，皇城通行的禁约就已经开始松动了，有的官员通过结识内官，从西安门骑马进去游览皇城也成为了一件在当时可以接受的事情。

　　皇城里的空间规矩是很多，但这些规矩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人们的需求逐渐改变。皇城一直是一个最先锋的、探索各种新的制度与规范的城市空间，也是各类功能聚集的中心，各种制度、各种规范、各种传统在这里得到率先的应用。

　　我们今天再看皇城，说它是一个人居环境建设的典范，不仅仅因为皇城里齐聚宫殿、衙署、园林等各类功能空间，还因为历史上在这里发生了很多像是城市化实践、甚至于探索城市定义边界的事情。这也给予了我们去想象这片空间未来潜力的灵感与经验，相信我们今天在各种城市空间里开展的精密论证和城镇化规划，许多年后也会成为未来城市建设者讲述的北京故事中的一部分。

 

　　文章根据李纬文于“名城保护·大家谈”活动演讲整理，已经专家审阅

　　文中图片来自李纬文发言PPT，仅作交流使用，如侵权请联系删除

　　文章仅代表专家本人观点，不代表“北京印迹”平台立场

　　本文版权归“北京印迹”平台和演讲者所有，如需转载或引用请联系“北京印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