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作为新时期的“三农”工作总抓手，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既需要从上到下推进中央顶层设计和政策供给，又取决于其向广大乡村基层社会有效转化、吸纳以及能否得到有效的实践。乡村振兴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政治问题，而是囊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完整体系的问题，是国家力量、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在特定的乡土场域内展开的综合治理的过程。

　　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只有依靠基层地方化的转化机制才能使之落地生根，由宏观层面的政策经过“自上而下”导入乡村场域之中，不是一种简单的挪用，而是由地方政府对其进行转换、调节、再创造的过程，并形成本地化的实践。它既要符合国家政策的要求，又要灵活、方便基层执行。这是一种动态的转换，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调整。尤其是为了适应具体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二次性和三次性的分解、变动。村级组织是“最后一公里”的实施载体，由单一行政执行向综合性服务、综合性资源整合、综合性矛盾调解等功能综合发展。依托基层党组织、农村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三级组织的优势，在乡村振兴的带动下实现职能融合，做到统一做好政策、项目建设和村民协调的工作，架起乡村自治与乡村政府的桥梁，同时兼顾乡村政治权力、基层生产组织、乡民生活秩序等具体制度环境的需求。

　　乡土社会的实际治理并不是只用一套正式制度就够了，它要靠这些人的亲近关系和一部分乡土传统里可能存在的地方性知识来决定、调节和规范，而这可以称之为非正式治理逻辑。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还很好地诠释了乡村社会的实际运行状态，村民根据血缘或地缘形成关系网，人情关系、地缘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资源的互帮互助行为，也是村落间的一种共生互助行为，同时这些联系还是村民互相协作的行为基础。除此之外，村内拥有一定道德威望、丰富经验、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力的乡贤能人在解决社会矛盾纠纷、协调公共事务等过程中，发挥着“润滑剂”作用；除此之外，各地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可以在村民日常生活中得到应用，并成为村民进行乡土社会治理的动力来源之一。不仅如此，深层逻辑还包含村民参与乡土社会治理的内在动力机理及其约束问题。村民不是政策的被动执行者，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动因和方式都既是一种理性的选择，又是某种形式的文化认同。

　　市场主体（企业、合作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资源导入者和利益协调者。“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经营模式是利用市场主体将资本、技术、市场渠道等引入乡村的重要方式，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通过利益分配有效协调企业和村集体、农户的关系，实现多方共赢。

　　社会组织和乡贤是连接政府与村民的一道桥梁和纽带，它们都是赋能乡村治理的主体。社会组织通过社会专业化的服务补充政府公共服务之不足；乡贤则因拥有一定社会资本且怀揣着深厚的乡土情结，在链接各方资源参与乡村产业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及矛盾调解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成为激活乡村社会的活力所在。

　　村民角色逐步从“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建构”。以往传统式治理下，村民更多以被管理者形象出现，是各种自上而下的政策任务落实的被动执行者；乡村振兴过程中的村民定位则更为多元。例如，村民是乡村的共建者与共享者，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村民既是股东代表大会决策集体资产处置等重大事项的参与者、又是个体以小农户的身份共同组建合作社独立发展产业，实现自我价值并最终体现在主体意识觉醒，为乡村振兴增添内生动能。

　　“企业带动+农户合作”模式最大的内生动力来自利益联结。企业根据延伸产业链条将农户嵌入生产、加工、销售等各个环节，由合作社作为中间纽带降低农户的交易成本和市场风险，最终达到农户与企业形成稳固的利益共同体的目的。

　　“社会组织嵌入+社区营造”模式以激活社区活力为追求，依靠的是社会组织资源优势和社会力量优势以及乡贤乡村文化和公共服务方面的需求；通过开展组织化文化活动、志愿服务和技能培训等方式，培育村民群体的社区认同感和公共意识。

　　“多元协同”模式，是在更高层面下的相互联系形式，通过设立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村民等组建的统筹协调机构，以动力机制为基础，在目标一致下利用各主体间的能力优势和利益诉求差异，汇集各自的资源，包括政策资源、资本资源、人力资源和乡土资源，以此形成力量合力。

　　基层治理逻辑与多元主体互动并非两条平行线，而是深度交织、相互建构的耦合关系。

　　制度逻辑对主体互动过程的深刻形塑，正式制度为多元主体的互动划定了一套基本的行为边界的框定。它通过规定各级政府的权力、义务界定组织化程度有限的、科层化的政治-行政权力分配以及以法律的形式提倡和鼓励社会力量的作用，为各主体共同合作奠定合法性基础；但非正式规范在更小范围中指导着相互之间的行为，在每一种具体情形中指引和确定相互作用方式。忽略这两种规范可能会使得精心设计的正式合作遭到“软抵制”，或者出现无法预料的失真。

　　主体互动实践是对基层治理逻辑的重构与演进。相反，不断的深层次的多元主体互动的实践检验、冲击、重塑了以往较为单一的基层治理逻辑，成功的“多元协同共治”实践经验，培养出了越来越多地规则意识、公共理性的村民，并不断被纳入和内化到修改之后的村规民约当中，实现了从“实践创造制度”的渐进过程；企业下乡经营管理中导入的现代契约精神、质量管理标准、参与式决策等先进的管理理念也悄然改变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文化形态。

　　优化多元主体互动的系统性路径设计，制度层面：完善协同治理的制度供给。一是加快配套实施细则和地方性法规的制定完善，并明晰政府、市场、社会和村民等各方的规划、投资、建设、运营、收益分配等职责和权力义务，形成“权责清单”；二是建立和做实“县-乡-村”三级联动常态化的协商平台，把“村民说事”“乡贤恳谈会”“村企联席会”等切实管用的形式用好、用活、用规范，做到协商有场子、有规矩、有实效；三是构建以利益联结、风险防范为核心的激励相容性联结机制，在投入方面探索建立“乡村振兴共富基金”或“产业风险基金”，由政府、企业、村集体按照一定比例出资，专项用于化解市场风险、保障农户最低收益。

　　实践层面：大力提升各类主体的互动能力和互动效果。对于政府而言，转变政府职能，提高精准施策能力。不是对具体项目亲力亲为地去操盘，而是要当好乡村发展的培育者、规则制定者和服务者；实施差异化精准施策，例如对“空心村”实行专项“引才回乡”的政策，让有意愿留在家乡创业就业的人有一个更加清晰明确的利益引导。

　　对于村民而言，关键是加强他们的能力建设以及提供给村一级更多的组织化赋权——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并扶持发展各种类型的合作制和股份制集体经济组织，以法律、政策赋予其法人资格，赋予他们整合资源的权利并可以有与外部市场主体相联系的谈判或对话的权利。

　　对企业而言，要坚持引导和规制并重，发挥政策、表彰等杠杆作用，让企业积极主动承担起社会责任，与村集体形成10—20年的长周期、公开透明的“村企共建协议”，采用“土地入股+保底分红+务工收入”的紧密型利益联结方式让农民分享更多产业链增值收益。

　　对社会组织与乡贤而言，完善对社会组织、乡贤的激励和支持机制，鼓励社会组织下乡兴办社会事业，并按规定享受政府购买服务等政策优惠；发挥制度化、荣誉性的“新乡贤”评选和礼遇作用，引导乡贤崇德行善，发挥余热，投身乡建和乡村振兴事业。

　　文化层面：重构乡土公共精神，弘扬融合性治理文化。乡村振兴不仅要注重产业兴旺，更离不开文化振兴和精神引领，需要系统化挖掘、整理和活化好非物质文化遗产、村史村志、传统技艺等乡土文化资源；大力开展春节联欢、“村晚”、民俗节庆、丰收庆典等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进一步提高乡土文化传播能力；创新培育公共精神的载体，比如推广“乡村治理积分制”，把村民参与环境卫生整治、公益事业、遵纪守法、孝老爱亲、勤劳致富等工作量化成积分，再把积分与物质奖励、信用评价、福利待遇等方面结合起来。构建“法治、德治、自治”高度融合的治理体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代法治精神融入村规民约等修订完善过程中，在乡村深入推进道德教化、村规民约、法治培训等工程。

　　面对未来乡村振兴的实践开展，需要调整基层治理逻辑，就是从根本上要从“管理”转变为“治理”的范式转换。这个范式转换是指，治理目标由完成上级的行政任务转向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转变；治理主体由原来的单一主体政府变为多元主体协同的政府、市场、社会和群众多方共建的格局；治理方式由原来单纯的从上至下的命令控制分配变为现在平等协商的对话、合作和服务的方式转变；治理重点从原来的注重项目建设向如今注重长期制度建设、能力建设与生态建设转变。所以乡建不仅是人走茶凉式的一时之功，更是一辈子穷经皓首，磨破双脚的事。这种并不刻意决然舍弃历经千年的乡土，而是以现代性冲击为动能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过程，这美好的图景，正是望向未来，在乡土社会原有的乡风、风俗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并使之有机融合后，法治的刚性保障、德治的柔性教化与自治的基层活力有机结合相互赋能相得益彰，摸索出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扎根乡土、彰显韧劲与生机的乡村善治之策。

　　乡村振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和有着鲜明的地方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存在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和矛盾冲突。“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经过“地方化”而融入到乡村，乡村里原本具有的各种社会关系，各种权威关系及其内生的力量会作为政策落脚点上的社会文化和土壤为政策的下乡打下基础；然而除了国家意志外，更具有多元性特征的各种主体将会在这块土地之上对峙合作、博弈共治，对于这样千姿百态的现象我们只有运用系统思维，强化协同治理的制度建设，全面提升多元主体的行动力，充分挖掘重塑乡村的公共文化和融合治理规则，促使多元主体实现相互平等，彼此合作，长久稳定且富有成效地成为乡村振兴路上的亲密合作者。概言之，乡村振兴的真正要义是以推进乡村社会现代化和治理体系全面革新为基础，通过转变基层社会治理逻辑由“管理”向“治理”转变，使土生土长的乡土智慧得到释放，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的发展需求。

　　作者：魏波 珠海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