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发生后，事故双方协商一致达成赔偿和解协议，本是一种高效化解纠纷的方式。但协议签订后当事人反悔了，是否还能推翻重来？近日，通州法院审理了一起相关案件。

　　近日，通州区某道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骑电动车的李某与驾驶小型货车的刘某相撞，李某严重受伤，被送往医院两周后不治身亡。交管部门出具的事故认定书，认定刘某、李某均有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双方负同等责任。

　　事发时，刘某正在为雇主孔某送货，其驾驶的货车仅投保了交强险，没有投保商业三者险。

　　李某去世后，货车司机刘某、雇主孔某和李某的亲属李某甲签署了《交通事故赔偿和解协议》，协议约定：本次交通事故李某的死亡赔偿共计193万余元（包括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丧葬费等），保险公司承担的限额为18万元。对于剩余损失，因事故是同等责任，刘某、孔某向李某甲赔偿96万余元。三方约定货车司机刘某承担30万元、雇主孔某承担66万余元，孔某为刘某30万元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协议签定后，李某甲与另一位亲属李某乙向雇主孔某出具了《刑事谅解书》，同意对货车司机刘某的过失行为予以谅解，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

　　事后，货车司机刘某后悔签订了和解协议，他将雇主孔某、李某甲、李某乙一起诉至法院，要求撤销三方签订的《交通事故赔偿和解协议》。

　　刘某主张，在签订和解协议过程中，他受到了李某亲属的胁迫、言语威胁，在精神压力极大的情况下才签订了协议。事后其了解到，事故发生时其属于职务行为，应由雇主承担责任，不应让其支付赔偿。因此刘某要求撤销和解协议，并要求李某甲返还已支付的赔偿款5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李某亲属与刘某、孔某签署的和解协议是否应予撤销。根据《民法典》规定，合同可撤销的情形包括重大误解、受胁迫、受欺诈、趁人之危导致显失公平。结合本案实际情况，法院对刘某是否符合以上情形导致合同可撤销，进行分析认定。

　　刘某称签协议时不清楚法律规定的雇主替代责任，误以为自身需担责，属于重大误解。本院认为，根据雇主替代责任相关法律规定，确应由雇主孔某承担向李某家属的赔偿责任，然而，孔某在承担赔偿责任之后，仍有权向对于本次交通事故发生负有重大过错的刘某追偿。

　　和解协议并没有给刘某创设新的义务，这样的赔偿方式，在法律层面有助于明确责任归属、减少诉累，也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及时弥补李某家庭因本次事故导致的重大损失。刘某的主张法院不予采信。

　　所谓胁迫，系施行者故意采取身体、心理或其他行为，致使被胁迫人采取违背真实意愿的行为。刘某称其受到了李某亲属的威胁，但其提交的书面证据并没有明确体现出相应情形，出庭证人在作证过程中虽提及李某亲属对刘某采取了辱骂、威胁等行为，但并无对应证据予以佐证。同时，作为相关主体的雇主孔某，对于刘某所述受到胁迫的相关事实并不认可。考虑到李某亲属在经历丧亲之痛的情况下，在言语方面存在一定程度失当虽有不妥，但在刘某未提交充分证据证明存在胁迫的情况下，刘某主张其被胁迫签署和解协议不能成立。

　　构成显失公平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一方利用对方危困弱势、故意牟取不正当利益、行为与危困弱势存在因果关系、合同成立时即显失公平。本案中的和解协议依据事故责任核算赔偿，数额及责任分配合理，无明显不当；也无证据显示刘某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或者危困状态，因此他的显失公平主张不予支持。最终，法院驳回了刘某的诉讼请求，各方均未上诉。案件已生效。

　　交通事故和解协议是当事人自愿处分权利、化解纠纷的民事合同，依法成立即具有法律效力，对签约各方均有约束力，应恪守履行。

　　依据《民法典》第147条至151条，仅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一方利用对方危困弱势致合同显失公平四种法定情形下，当事人方可请求撤销合同。主张撤销的一方，需承担严格举证责任，仅凭口头陈述、无充分证据佐证的，法院不予支持。

　　同时，职务行为中雇主承担替代责任，不代表雇员无需担责。雇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他人损害，雇主赔偿后有权向雇员追偿，和解协议中责任划分符合法律规定。

　　法官提示大家，交通事故当事人自愿签订的和解协议，具备民事合同效力，双方应恪守履行。

　　根据民法典规定，合同可撤销的情形包括受欺诈、胁迫、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如符合上述情形，则和解协议可在法定期间内撤销。主张撤销方需承担严格举证责任，仅口头陈述而无充分证据，法院不予支持。

　　交通事故中伤者与亡者亲属本身已承受身心伤害，责任方应遵循意思自治与诚实信用原则践行承诺。在签订和解协议时，双方应充分核算损失、明确责任；协议内容务必完整、自愿、合法；签署后不得随意反悔。若确有法定撤销事由，应在法定期限内留存证据并及时主张权利。（王海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