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斧到戉：中国型之美的形成
斧在与作为首领之父的关联后成为权利象征物，进而成为美，是一个复杂的漫长的过程，斧作为权力象征物同时作为美的最后定型，是由斧升级为戉。斧来自于工具性的斤，斧斤联用，其义为工具，戉是斧作为权力象征物和美的定型，斧戉联用，其义为权力象征。戉与斤已无关联，从而代表了远古美学演进在质上的完成。这也从文字学上体现出来。《说文》曰：戉，“斧也”，段注曰：“大斧也”，《韵会》曰：“威斧也。”“大”既与天相连(孔子曰：“惟天为大”)，又与王相连的(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戉是王权的象征。威，乃王之威仪，戉是显示王之威仪的。从而，戉成为权力象征之定型，由这一定型而来的戉的形象，从与五帝相关的各新石器文化一直到夏商周，都是如此。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在良渚文化中尤为明显)，就用玉戉、石戉、无戉区分出规格等级，《说文》所引《司马法》描述夏商周时代时讲：“夏执玄戉，殷执白戚，周左杖黄戉，右秉白髦。”在时代的演进中，戉的质材、形制、颜色、器物组合、具体命名，呈现出多姿多彩，但戉作为权力象征却是一直未变。
上面引文的“殷执白戚”，不仅是名称的不同，还透出在从斧到戉的由具体武器到王权象征的定型过程中，展开为一个更为复杂的器物体系和观念体系，以戉定型的斧戉体系，在器形和名称上，不仅是斧和戉，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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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烕、威、义、戚、我、扬。从文献上看，最为重要的是：戚、我、威、义，其中，与斧戉象征体系关系最为紧密并形成结构意义的是：戚与我。
《说文》曰：戚，“戉也。从戉尗声。”尗即菽，透出戚的初源是农业仪式中斤斧的一种类型。《诗经·公刘》里“弓矢斯张；干戈戚扬”，显示戚与斧一样由生产工具进入到了武器系列。毛传曰：“戚，斧也”，反映也是戚的这一阶段。而《说文》的“戚，戉也”则说明，戚与斧一样，进入到了权力象征体系之中。《乐记》讲音乐系统进入仪式有三个阶段，即由声到音最后到乐，到乐的阶段，是“执干戚羽旄以舞”以达到“天地之和”。这里，干是象征防御的盾，戚是象征进攻的戉，羽旄是身上的两种象征鸟和兽的服饰，四者是天地间最重要的象征，以之而舞，体现天地之和。《山海经·海外西经》讲刑天在决战之前，举行了干戚之舞的仪式，都说明“戚”具有与天地规律相关的性质。“殷执白戚”显示戚具有与戉相同的地位。林沄举出戚的古文字中为：(屯2194)(摭续)(诚77)。段玉裁注《说文》说：“戚小于戉”；王绍兰说：戉刃开张而戚刃蹙缩；都讲了戚与戉在器物上大类相同而小形微异。对于斧钺体系来讲，戉与戚进一步的演进中于观念上有了分工，“戉”定型为王权的客体象征物，而“戚”则演进为与王权仪式相关的主体心理状态。这从戚的三种词义体现出来。戚的词义：其一，是亲密感。《尚书·金滕》曰：“戚我先王”，与王权相关的仪式要达到与天神地祗祖鬼合一；其二，是促迫感。与王权相关的仪式中的戚与军事相连，皆为要紧之事，需紧急对待；其三，是畏惧感。《释名》曰：“戚，慼也。斧以斩断，见者慼懼也”，又因此而引申扩展为悲感和痛感。由于戚后来主要向主体心理建构上演进，而戚的三类情感，常在族际婚姻中产生，因此，戚成为亲戚之戚。而由戚之原初的心理状态关联到的天人关系和人神关系的实际，也多是这三种情感的合一。
我，古文字为：(甲九四九)(前五·四六·七)(粹八七八)(3445)。林沄《说戚、我》曰：“我”是一种刃部带齿或呈波曲状的钺形器。在斧钺体系的观念演进中，我与戚一样转为主体称谓，戚他指，我自指。徐锴曰：“从戈者，取戈自持也。”这里戈应为林沄所讲之钺。杀，威仪也；垂，由上而下也，由中而边远也。首领持钺，天命在身，自己感到自己的威仪之效果，由上而下，由近而远。“我”只点出首领持钺，“義”字为上羊下我，既呈现持钺，又点出头上的羊形饰冠，《说文》曰：義，“己之威仪也”。我的效果与義的效果应为相同，皆指首领自感其威仪。我之威仪由持“我”型钺而产生。而甲骨文字中的，上我下王，正是商王以突出钺型类的“我”来显示“王”的威仪的自称。在斧钺体系的观念演进中，斧与钺都走向了客观的器物一面，钺是核心，斧—甫—黼则衍成围绕钺是器物图案体系。我与戚都走向了主体的心理一面，戚为主体心理的三种心态，我则是三种心态的统一整体。因此，斧钺—戚我所形成观念体系，乃远古文化由工具体系之斤到武器体系之斧到象征体系之钺的演进中的定型结构。而由斧钺为主构成的器物体系和由戚我为主构成的心理体系所形成的观念，就是由“义”的字义核心所要表达的：威仪。戉作为远古巫王的威仪，正是远古文化从斤到斧到钺演进的核心。
